论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8年修改后的新制度,其适用目的在于有效提高司法诉讼效率、加强人权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仍有部分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选择提起上诉,其上诉原因具有多样性,其中不乏法院判决结果与检察院提出的定罪量刑建议不一致、被告人希望通过上诉获得再次从宽处理的情况。上诉权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不能强制剥夺,但上诉权的滥用不可避免,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诉权进行限制。本文将通过阐释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权的现有理论学说,列举国外上诉相关制度的适用情况并探讨这些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分析上诉权的限定模式,进而提出减少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上诉几率的解决路径。

论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及其限定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将被告人上诉分为“违约性上诉”和“救济性上诉”:前者是被告人借由上诉来寻求生效控辩合意预期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后者是被告人因一审裁判实体或程序错误而通过提出上诉寻求救济。救济性上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有其必要性与正当性;违约性上诉不仅助长被告人投机心理,而且不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高诉讼效率的立法目的。对违约性上诉的限定主要有“效力维持型”和“利益收回型”两种模式。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之下,“效力维持”模式并不具有可行性。我国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自生自发探索“利益收回”的限定模式,主要是借由检察院抗诉并经二审改判收回被告人在认罪认罚中所获从宽利益;为防止“利益收回”模式中的回应性抗诉在司法实践中演变为报复性抗诉,应当对其设置必要程序限制。

被追诉人的管辖程序性权利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将管辖视为纯粹的案件分配机制,忽视了管辖制度内在的权利保障功能,由此造成管辖规范的职权化特征过于浓厚,权利色彩几近空白。法定管辖权利是被追诉人管辖程序性权利的来源,也决定了管辖程序性权利的性质与范围。应当在规范层面肯定被追诉人的管辖变更申请权与管辖异议权,并根据权利的功能要求作不同的程序规范设计。鉴于法定管辖权利的保障需要,管辖程序性权利应允许上诉救济,但亦应通过必要的程序机制以防止上诉权被滥用。

我国刑事审级制度功能考辩与变迁改良

一直以来,我国刑事审级制度因未能担纲起"辩白洗冤"的程序功能而倍受异议。然而,考诸西方刑事审级制度的构设机理,其本不应在实体纠错方面承"重"太多;同时,考察我国刑事审级制度,除开制度本身的局限,往往是制度结构、组织利益、治理环境和历史禀赋等深层因素影响着公民的诉愿救济之成效。因此,在兼及背景语境的情形下,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现代性变迁,应辅之以信访制度的合理化改造和配套机制的渐进式改良。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中的救济困境研究

在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案件中,虽然被告人在形式上被赋予上诉权,但法院在对其进行实际救济时却陷入严重困境。分析国内外撤回公诉程序立法例可知,司法经济性与刑罚谦抑性是撤回起诉最根本的制度价值,但我国可撤诉件范围的恣意扩张已让该制度偏离了最初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的偏离致使撤回起诉的规则性质发生重大改变,进而造成准许撤诉裁定演变为一个饱含实体处分意味的司法裁决。对上诉救济问题的改良可以作为完善撤回公诉制度的突破口,即基于'价值偏离'导致'性质变异'的基本事实,本文分别提出'被告人参与+必要实体审查'模式与'裁定+判决'模式两种疏导方案,为解决撤回公诉案件救济困境提供了可行的路径选择。

民事诉讼程序停止机理研究

民事诉讼停止制度具有程序保障、实现诉讼和解与调解、抑制诉权的滥用等功能。鉴于我国诉讼中止制度中存在的诉权无为状态及效力虚无等弊端 ,有必要对其在诉讼停止事由、程序效力等方面进行立法整合。为优化民事诉讼停止中的诉讼权利的配置 ,应赋予当事人程序请求权、上诉救济权、诉讼停止合意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