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过程与未来发展

2015年底,WTO上诉机构两位成员顺利连任,但是连任与独立性的关系问题初见端倪。2016年在一位成员遴选迟迟不定的情况下,另一位成员的连任问题突如其来,引发了人们对独立性问题的强烈关注。进入2017年,借一位成员突然辞职之机,美国开始向上诉机构发难,明目张胆地阻挠成员遴选和连任,导致其成员在2018年只有4人,在2019年只有3人,而在2019年底只有1人,上诉机构彻底停止运作。因此,上诉机构的最后5年是盛极而衰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阻挠,而美国阻挠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时任美国贸易代表对上诉机构的敌视。WTO上诉机构本来运转正常,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制造了危机。没有上诉机构,争端解决机制的功能出现缺陷。上诉仲裁安排开始发挥作用,并且可能会产生体制性影响。上诉机构短期内不会恢复运行,但是长期看势在必复。

MPIA取代WTO上诉机构的可行性研究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上诉机构(DSB)于2019年12月11日起停摆。中国与欧盟等19个成员国于2020年4月30日向DSB通报了关于《依据DSU第25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Pursuant to Article 25 of the DSU,以下简称MPIA),并明确了临时代替DSB进行上诉仲裁。MPIA的主要作用是当WTO成员发生争端时以裁判者的角度进行裁定,同时也是作为处理应急事件的一个有效手段,其创设和实践也将会对上诉机构重启和WTO争端解决机制产生影响。但它设计的最初目的是否能代替上诉机构对争端进行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WTO上诉机构僵局的解决路径评析

在国际贸易争端中,WTO上诉机构能够为成员方提供二次救济,并最大限度地进行公平裁决。由于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奉行“单边主义”并持续反对启动WTO上诉机构新成员的选任程序,使得WTO上诉机构陷入僵局。通过对WTO上诉机构走出僵局的一般性建议即“上诉仲裁”“强行投票”“另起炉灶”进行考察分析可见:仲裁方式解决争端具有一定局限性、投票方式易引发合法性危机以及重建争端解决机制难度较大等。针对上述一般性建议的不足,中国的应对之策为:第一,主导建立多边贸易体制谈判机制;第二,充分利用临时上诉仲裁机制解决部分贸易争端。

WTO先前上诉机构裁决的地位——专家组职能行使的视角

美国自墨西哥进口不锈钢反倾销最终认定案与先前处理归零的案件类似:针对美国提出了相同的法律诉求,专家组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且上诉机构再次以相同的理由对此予以撤销。但专家组拒绝遵循先前上诉机构裁定,并以已被先前上诉机构裁定明确否定的理论为依据进行认定,使得有关上诉机构裁决先例性的基本问题再次引发思考。学者及实践中WTO成员方对专家组是否应遵循先前上诉机构的裁决(尤其是问题相同时)有不同的认识。而要解决该问题,首先需明确先前上诉机构裁决的地位。鉴于先前上诉机构的裁决并非有约束力的先例,先前上诉机构裁决中的解释并非权威解释,也不构成嗣后惯例,作为当事方提出的一种主张或支持自己主张的论据,专家组行使客观评估职能时对先前上诉机构裁决中的解释应予以考虑,但遵循与否还关涉"合法预期"等相关问题。

WTO上诉机构的产生与运作研究

WTO上诉机制在解决国际争端和解释国际条约等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从上诉机构成员的组成、来源和工作方式等方面考察,上诉机构作出高质量裁决报告的原因,包括人员的高素质、负责任等主观原因以及秘书得力、遵循先例等客观原因。上诉机构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包括上诉机构成员的知识背景、遴选的政治考虑和连任的制度设计等。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上诉机制,WTO上诉机构在国际法治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在理论和制度方面都有待完善。

论“双反税”合法性边际——WTO上诉机构“379号报告”解析及启示

2011年3月WTODSB公布了上诉机构对"中国诉美‘双反税’案"的最终裁决报告,该报告做出了有利于我方的裁决,并第一次界定了"双重救济"的判断标准,为今后WTO成员对进口同一产品合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依据。该合法"双反税"规则给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有一定不利影响,我国要防范此负面影响惟有积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并强化对我国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注重审视各类"招商引资"政策,别无他法。

“WTO上诉机构发表咨询意见”否定论

美国将WTO上诉机构针对解决一项争端并无必要的问题做出的裁决,即不必要裁决,视为咨询意见并持续提出批评,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所谓的不必要裁决,既非咨询意见,大多数情况下也并非没有必要。上诉机构必须解决提起上诉的每一个法律问题,澄清WTO现有规则从而为多边贸易体制增加安全性和可预期性。一项裁决对解决争端是否必要,属于上诉机构司法裁量权的范围。上诉机构发表的大多数所谓咨询意见有重要的有效化解和预防争端的功能。

上诉机构停摆后的WTO争端解决

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的停摆虽然对WTO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其争端解决机制的终结。我们不应该扔掉整个皇冠,即使它上面的宝石出现了裂缝。通过对上诉机构停止运作后将主导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若干方案及其利弊的考察分析可见,WTO上诉机构的停摆对于目前及未来发生的贸易争端将意味着,WTO争端解决尤其是如何处理专家组报告将从一揽子、统一适用的模式进入到多元化、碎片化的模式。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时隐时现,多边贸易体制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如何继续保证WTO规则的一致性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将是摆在WTO成员面前的迫切课题。中国需要与其他成员一起,通过必要的革新和改进,致力于为上诉机构重新恢复运转寻求永久且迅速的解决方案。

条约的解释——以DSB上诉机构的裁决为例

条约的解释问题属于法学方法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32条所体现的约文解释法是否为 DSB 所遵循实际上关切到 WTO 成员的主权是否被所谓的争端解决机制所侵蚀。在世界多边贸易谈判日趋艰难的时节,通过对条约的解释 DSB 大体成功地解决争端,给世界贸易体制增加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也给人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已有的 WTO 条约体系真的是完备自足的法律制度吗?DSB 解释条约的界限在哪里?DSB 是下一个欧洲法院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一系列的学术努力,而从 DSB 的裁决中总结其解释条约的方法应是必要的一步。

WTO上诉机构的生存危机、仲裁机制弥补的局限分析与对策——基于解决贸易争端角度

伴随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扑,多边贸易机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在WTO上诉机构新成员遴选程序持续阻挠,导致WTO上诉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研究WTO上诉机构的生存危机,以及WTO上诉机构运转停摆之后,仲裁机制弥贸易纠纷解决功能的缺失面临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与理论意义。结合目前阶段WTO上诉机构主要面临的生存危机,以及仲裁解决机制本身存在的不足进行研究,提出有效的补充或者完善措施,使仲裁解决国际之间贸易争端成为常态化,并且发展成为系统化与机制化。同时为WTO成员国在贸易多边体制当中,积极地维护全球化的趋势并且利用DUS第25条,通过仲裁解决贸易争端提供具有价值的思考与良好的操作意见。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对司法节制原则的适用

尽管对《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17条第12款进行严格解读可能得出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无权适用司法节制原则的结论,但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实践中,上诉机构在很多案件中都适用了司法节制原则。当上诉机构认为解决一个实体问题对于解决争端并非必要时,往往出于司法节制的考虑不对相关实体问题予以审查。此外,无论上诉机构对于实体性请求予以支持,还是反对,抑或不予审查,其常常不会审理与之捆绑的程序请求。除了司法节制本身的考虑,上诉机构还会运用司法节制原则规避对某些疑难体系性问题的审理。

论赋予WTO上诉机构事实审理权

在国内司法体制中,事实审理权是复审法院的一项重要权力。而在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上诉机构却缺乏这一项重要权力,由此导致了争端解决机制运作中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越权。问题的合理解决在于赋予上诉机构事实审理权并对争端方的上诉范围进行限制。

WTO上诉机构规则解释的内在逻辑与目标选择

WTO上诉机构的解释实践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在该机构停滞并亟须改革的当下,隐藏在其规则解释表象之下的深层法理需要被揭示,以便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并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上诉机构规则解释的目标在于促进WTO制度的有效性,具体包括促进争端的有效解决、确保规则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以及政策开放性三个方面。然而,上诉机构在个案裁决中面临目标选择的困境,即只能从三个目标中选择最应当实现的两个目标,而无法同时实现三个目标。当上诉机构在个案裁决中选择实现政策开放性、规则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两个目标,而对成员方的管理自主权加以限制,即可能损抑促进争端解决的目标时,其政策选择是否符合WTO的民主合法性是其规则解释的真正问题所在。

试析上诉机构对中国涉案条约解释及其影响--写在中国“入世”15周年之际

中国加入WTO后的15年是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乃至近乎"夭折"的困难期,而中国却收获融入世界贸易体制的"红利",一跃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同时,中国涉案争端解决经过"适应期"和"高峰期",已进入"常态期"。鉴于WTO争端上诉机构对涉案条约解释的权威性,有必要对上诉机构涉华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作较系统的分析,以便深入了解中国涉案特有的条约解释和兼有条约解释共性的某些中国涉案个性,并进一步分析上诉机构对中国涉案条约解释与相关裁决的国内执行过程中对国内法制建设的影响。

WTO上诉机构“司法造法”之美国主张的批判与标准重构

美国认为WTO上诉机构应当严格适用文本解释和成员方意图解释方法,援引外部国际法规范解释WTO法不符合“国家同意”的合法性标准,属于“司法造法”。但是,上诉机构适用文本解释和成员方意图解释方法无法为成员方提供明确可靠的指导,并可能掩盖其结论背后的真正意图,反而赋予其更大的司法裁量权。WTO法的目的解释可以作为检验上诉机构是否进行“司法造法”的一种可行路径。上诉机构只有把握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根本目的,才能超越WTO协定文本本身的模糊性以及成员方利益的复杂性,发现WTO规则真正反映的全球贸易共同体的普遍共识,保障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和可预测性。

WTO上诉机构法律概念辨析规律分析——以中国影响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案终裁报告为例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提交的"中国影响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案报告认为,中国对构成整车特征的进口零部件按整车征税的做法性质属于国内税而非普通关税,并对进口汽车零件构成歧视而违反国民待遇原则。文章介绍本案争议的措施,阐述上诉机构对国内税和普通关税的概念辨析思路,研究上诉机构在此案中体现的法律解释特点,指出其局限于严格的文义解释这一保守方法的同时,又能借鉴当代国际私法理论中的"引力中心论"等国际法相关领域的最新法学方法论。这些WTO条约解释规律值得我国学者深入研究。

事实和法律的界限: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不同视角

在WTO争端解决体制下,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在案件的审查和处理上享有不同的职权,尤其是在认定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但在事实与法律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与法律的司法界限究竟如何划定?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职权又如何据此进行正确的行使?

汽车零部件业需逆风前行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最终裁决为我国上了宝贵一课

经过两年的磋商、调查、初裁、上诉，我国与欧盟、美国、加拿大就我国《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的争端于2008年12月15日得到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终审裁决。根据这项终裁，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在汽车成套、半成套散件（CKD／SKD）进口关税待遇等方面支持了中方的上诉请求，纠正了专家组此前的错误裁决。但维持了世贸专家组此前认为的中国（《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构成歧视，违反国民待遇。

WTO上诉机构处理案件的实践经验

胡加祥谷口安平教授,欢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据我所知,这是您第三次来到我院,请问您对我院有什么印象,对它又寄予何种期待?谷口安平首先,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园规模让我十分惊讶。就我所知,上海交大是中国985项目的九所高校之一。较之我第一次来交大,校园又新增许多建筑。可见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建设贵校。我对上海交大的第二印象是,学生的英语水平很好。在日本,因为观众的英文水平所限,我不可能用英语做类似讲座。国外的学者来做学术交流,都要配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