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诉模式与发回重审的关系——兼论我国民事上诉模式的定位及其对发回重审事由的影响

发回重审作为上诉法院结案的一种方式,与上诉审的功能及上诉模式有紧密的联系。在事后审制模式下,一审的事实认定瑕疵只能通过发回重审的方式纠正;而在续审制模式下,事实认定瑕疵一般可由上诉审自行纠正,没有必要发回重审。我国的上诉模式应定位为续审制,《民事诉讼法》第170条将事实认定瑕疵作为发回重审事由的规定欠缺正当性。

第二审上诉模式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二审上诉模式包括复审制、事后审制和续审制等三种模式。二审上诉模式一直处于动态发展的状态。两大法系上诉制度的趋同与融合现象已经日益明显,总的趋势是大陆法系国家不断向普通法系国家所采行的事后审制上诉模式靠近。我国的二审上诉正在从复审制模式转向续审制模式。我国目前的二审上诉应以续审制为原则,以事后审制为例外。未来我国二审上诉应采行事后审制模式。

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权规制的理据、模式与路径再探

鉴于彰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在追求、维护认罪协商成果以及体现正当程序核心特征的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应当注意对上诉权的规制。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权规制模式的建设,绝非向“无因上诉”模式或“有因上诉”模式的完全倾斜。基于厘清审判权法定边界、维系诉讼结构稳定性、减轻立法负担与防范条款含混情形的考虑,以“劝诫”为重心的上诉权规制模式将是颇具合理性的选择。借此,通过明确削弱负面效应、保护诉讼权益、维护认罪协商成果等目标,结合上诉审理形式、“上诉不加刑”原则、“全面审理”原则和发回重审制度的调适,上诉劝诫模式可为上诉机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探寻现实且可行的路径,实现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和协商性正义的融合。

论民事上诉程序的功能与结构——比较法视野下的二审上诉模式

本文将当代世界二审上诉模式划分为普通法模式(有限审查制)、大陆法模式(续审制)和社会主义模式(指导性审查制),介绍、比较和分析了三大模式的结构、功能、优劣及背景,重点分析了诉讼理念、价值取向和功能设定对于社会主义模式在遗传大陆法系模式上诉结构时发生变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在我国审级制度的整体框架中系统地设计二审上诉程序的总体原则:即“开前门,关后门”———放宽一审程序,抑制上诉程序,力控三审程序,原则上关闭再审程序。

欧盟模式ISDS上诉机制：革新与兼容性论析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寻求创立ISDS上诉机制的尝试都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近年来,欧盟在上诉机构组成、法官资格与要求、上诉理由、上诉程序等方面对ISDS上诉机制进行了全面革新,形成了新的欧盟模式。但欧盟模式ISDS上诉机制与ICSID公约的文本规则存在冲突,未来修订公约以适用上诉审查存在很大困难,公约是否适用欧盟模式ISDS上诉机制裁决还存在很大疑问。欧盟模式ISDS上诉机制裁决要规避《纽约公约》第5条的复审规则,从而得到第三国的承认与执行的困难较大。我国应重视中欧BIT谈判中ISDS上诉规则的磋商,客观务实地参与ISDS上诉机制设计,注重规则设计的一致性与效率平衡,系统研究ISDS上诉机制的兼容性问题。

刑事程序性上诉的若干问题研究

程序性上诉是一种重要的程序制裁与救济机制,主要包括程序性上诉的模式、程序性上诉的提起、程序性上诉的审理程序、程序性上诉的裁判方式等方面的内容。程序性上诉有三种模式,其中二审实行事实与法律审之事后审、三审实行法律审之事后审是较为普遍采用的模式;程序性上诉提起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明确上诉理由,但该要求需与辩护制度衔接起来,否则会变相地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程序性上诉审以上诉理由为审判对象,以庭审笔录为调查基础,以开庭审理为原则;发回重审是主要的程序性裁判方式,但只有严重影响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程序错误,才会导致发回重审。

台湾民事上诉制度改革最新动向及其评价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民事上诉制度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危机，运行效率低下。2003年1月，“立法院”三读通过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民事上诉制度的改革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次修改广泛借鉴了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强调“发挥第一审的事实审功能，健全第二审的事后审功能，完善第三审的法律审功能”，由此构建了全新的民事上诉模式。

民事二审案件分流与程序分类

民事二审案件分流和程序分类的目的在于缓和个案需求与上诉制度整体功能之间的冲突。二审案件分流的标准以上诉请求为限定条件,可分为事实问题、法律问题、程序问题三类。不同类型案件适用不同审理程序,程序分类是案件分流的必然结果和内在要求:对于提出新事实、新证据的案件,不可剥夺当事人听审机会,故而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开庭审理;对于涉及复杂法律问题的案件,应当通过法律辩论和合议庭合议,通常适用简易开庭程序;对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需要发回重审的案件,可不进入实体审理,通过快速程序分流至原审法院审理。

论认罪认罚案件救济程序的改造模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推行之初就彰显着在维护公正的基础上提高诉讼效率的价值追求,而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现象却未得到有效缓解,增加了司法负担,消解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理论与实务界提出了检察院抗诉模式、限制上诉权模式和突破上诉不加刑原则模式,以期破解部分地区上诉率较高的难题,然而这三种不同的救济程序改造模式均有其局限性。认罪认罚案件救济程序的改造需要考虑公正与效率的平衡,注重人权保障的实现,可以在选择程序简化模式的同时,完善值班律师制度、控辩协商程序以及司法责任制,从而保障认罪认罚案件救济程序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