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论民事上诉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具有充足的法理依据和重要的法律意义,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此应予采纳。

论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禁止不利益变更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上诉审程序的基本原则,在德、日民事诉讼法中是通过上诉请求拘束原则确立的。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应有之义,我国适用该原则时可以判决结果作为不利益的判断标准,在涉及公益性事项时可排除其适用,但对公益性事项须采用列举的方式予以规定。

民事上诉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研究

学界对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提出种种界定,但都不甚准确;该原则的根本属性应追溯至其法理依据,实为处分原则规制下形成的诉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平衡.我国二审审判权逐步从上诉请求私权领域退出揭示处分权对审判权的抑制,上诉请求拘束原则已然确立,但并非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尚未引入与相关制度缺失有关;构建附带上诉制度有助于保障被上诉人的诉权,弥补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附带弊端.

行政上诉审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之构想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是各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共有的原则。而在我国行政上诉审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明显缺失,引入这一原则既可以为上诉法院确定上诉审查的范围提供依据,又可以使行政相对人的上诉权有效制约二审审判权,从而使上诉制度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构想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不尽人意的现状,有必要参照司法救济程序和域外的行政救济实践,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行政复议中的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有其特定的含义、特征和适用规则;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并不违背现行宪法和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宗旨,也不会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相反,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复议申请权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反思与引入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上诉审中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公益考量之下,在被上诉人未上诉或提起附带上诉时此原则仍有适用的例外,但传统适用例外的情形亦有值得反思之处。我国民事上诉程序中尚未确立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基于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贯彻,我国应引入此原则。此原则的适用应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保持一致,仅限于判决主文。我国对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规定应采用大陆法系国家"撤销或变更判决的范围应限于不服申请的限度内"的立法方式,并在此基础上以列举方式规定此原则适用的例外。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引入并不必然要求设立附带上诉制度。

刑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中国法检视与重塑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适用争议,也引发了理论界的关注与探讨。要理解与认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须通过不同理论争议及立法例全面把握其适用前提、适用范围、适用核心及适用例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不能等同于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立法尚未对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予以明确的定位,理论界未形成系统、统一的认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检察官为被告人利益上诉时处理不一、在重审及再审程序中适用被架空以及“不利益”判断标准不明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我国为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正名,在立法中明确其基本内涵,相关司法制度予以必要的回应,在中国法语境下对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进行全面重塑。

行政复议“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初探

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的“变更”决定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不利变更”的可能性。但是,行政复议作为一种应申请的和授益的行政行为,基于“控权法”的理念和“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行政复议决定中的“变更”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即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

论行政法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是行政法中为了有效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原则。我国在这一原则的制定上,几经商榷和修改,截至目前,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以及避免同其他原则发生矛盾等方面仍存在很多有争议的地方。文章就行政法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具体探索行政法的适用问题。

行政复议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之浅析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作为行政复议的一项重要原则 ,在我国 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中没有明确体现。行政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是否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变更决定与复议机关与相对人都息息相关。因此 ,应借鉴台湾与日本法律中的规定 ,在我国法律与复议实践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同时对之运行加以法律规制 ,以极大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加快行政法治建设进程。

浅议行政复议中的“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是现代许多国家和地区指导与规制行政复议程序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中并没有明确体现。行政复议机关在复议中是否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变更决定直接影响到相对人是否敢于提出申请和行政复议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应借鉴相关经验,在法律条文中正式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促进行政法制的进一步发展。

论刑事诉讼法上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关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一般都认为是为了实现刑事司法正义。刑事司法正义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通过刑诉法的施行使公民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秩序,用刑诉法来维持公民之生存利益,以及求得"实质真实"即发现犯罪和惩罚犯罪。所以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应该在被告人人权的充分保障下,去追求实质真实,对犯罪者定罪科刑,维护法律秩序。总之,国家对犯罪者的定罪科刑不能只追求实质真实,而疏忽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同时也不能只强调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而不顾及发现真实的刑事诉讼机能,使罪犯逍遥法外,不能达到有罪必罪、不枉不纵的目的。因此,如何调和国家和个人的利益。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在行政处罚论域中的扩张适用

行政救济实为有权机关在行政机关首次适用法律之后所实施的第二次适法行为,其本身亦符合"上诉审"之性质。故刑罚中的"上诉不加刑"应当逐渐援引至行政救济程序中,以防止对受处罚者的二次伤害。只是在行政法论域中,"上诉不加刑原则"被修辞成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基于保障公民寻求救济之基本权利、限制处罚权之滥用、维护政府信用的需要,无论是行政处罚程序,还是行政处罚复议程序,亦或是行政处罚诉讼程序,有权机关均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诉或抗辩而加重该当事人的行政责任。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在我国确立的可行性问题

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在上诉审制度中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至今仍未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本文通过对“电梯劝阻吸烟案”评析明确我国现有关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在司法实务中的实践情况,继而进一步从制度、理论层面探讨该原则在我国立法确立的可行性问题。

论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在行政处罚告知中的理解与适用——以A药店哄抬价格案为例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是指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其价值在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制衡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在执法过程中,判断行政机关变更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内容是否违反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形式上既要看变更行政处罚告知是否会加重当事人的处罚,内容上也要判断这种不利变更是否直接或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申辩权。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困境及其对策

上诉不加刑原则被称为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基石。"上诉而加刑"现象的现实存在,破坏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可采取如下对策:凡是只有被告人上诉而未被抗诉(或自诉人未上诉)的案件,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加重刑罚;取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的发回重审;不得就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除非结果对被告人有利。

论人民法院不得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人民法院启动再审是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一部分,其既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也包括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来看,允许人民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的做法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控审分离原则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部分案件中还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混合法系,无论是否允许法院启动再审,都不允许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允许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再审的制度在当今已经不具有任何正当性。从实务的角度,人民法院应当立即停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从立法的角度,应当明确禁止人民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再审的规则。

试析我国行政复议中的不利变更决定

行政复议作为相对方获得救济的重要制度,在我国并未设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为此,通过与外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比较以及对行政复议法立法定位和理论模式的考察,从而探究不利变更在我国行政复议中存在的缘由,探索现状之下不利变更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