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农民和下乡市民: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两大主体的行为逻辑

进城农民和下乡市民是以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为主的城乡融合发展中最为活跃的两类群体。进城农民不同于传统村居农民,他们基于比较收益进城从事非农职业,并可能经过自身的努力成为未来城市中的“新市民”,而下乡市民是在政策激励之下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具有知识、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的新生力量。两类人群有着不同的行为逻辑:进城农民基于理性经济人的价值考量,并不会退出在农村的地权,以便于其在城市发展不畅时能够有回到农村的兜底性保障,而下乡市民通常需要获得集体内部成员的心理认同并得到原单位的业绩激励,才能专注于乡村经济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为此,应当鼓励进城农民在不丧失承包权的基础上流转经营权获得财产性收入,为他们在城市发展提供基本住房保障,而对于下乡市民应当允许他们入股集体经济参与分红获得经济激励。

巢与凤:村落环境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市民下乡——基于广东行政村抽样调查

如何吸引城市人下乡的难题可以归结为“巢”(村落环境)与“凤”(市民下乡)的关系。对广东省312个行政村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只有不到1/3的行政村有下乡市民,而且下乡市民数量的村落分布差异性很大。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显示,整体上“地理区域”和“村里的网络速度”对市民下乡有显著性影响;村落环境对各动机类型(务农、办厂开店、受雇、养老)市民下乡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主要结论:产业自我集聚循环累积效应推动市民下乡,市民下乡具有明显“郊区化”特征,市民下乡“舒适性迁移”特征明显,信息化水平是影响市民下乡的重要因素,市民下乡创业行为具有明显的价值合理性;另外,宗族结构对逆城市化影响的理路值得进一步研究。

建构服务性微空间可以促进市民下乡吗?——以浙江省衢州市“一米菜园”为例

市民下乡是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市民下乡的规模和程度直接影响着乡村的活力、动力。衢州市“一米菜园”改革模式通过为市民提供服务,促进了市民下乡。因此,结合此案例,提出建构服务性微空间的概念和设想,并探寻其促进市民下乡的内在机制:以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为本质;建立灵活的运行机制以保障服务的多样性;实践主体共同认知生成微空间的服务性。在此基础上,探寻促进市民下乡的可行模式:首先,要建立服务主体机制有效性下的“微空间”并嵌入服务多样性功能;其次,探寻多样性服务的影响因素,不同影响因素决定不同程度的服务;最后,基于微空间的多样化服务探寻提升服务性的可行路径。

“市民下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

乡村振兴不仅是政府的责任,社会及个人力量也应当投入到乡村振兴当中。本文使用社会学半结构式访谈,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会议记录等方法进行研究。“市民下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该进程中的市民移民群体,该群体拥有较高知识文化与技术水平,对公共事务常抱有主动性与积极性,为社区带来了新的社群网络与公共空间。通过分析他们为乡村带来了多元文化的表达、引入了现代服务产业、传播了生态农耕实践和理念、推动了社会组织民主协商的实践、为乡村注入了新的人才活力这五个角度分析移民群体行为如何影响并振兴乡村,移民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化、社会以及资本切实推动了当地的乡村发展进程。但现实基于土地的困境阻碍着移民进一步深入地参与乡村振兴,需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与保障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土地确权与市民下乡的创新性机制分析

推进乡村振兴,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主线不断深化。土地确权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的重要保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市民下乡作为一个尚在实践中的概念,它脱离了资本下乡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并且与农业发展4.0的模式高度结合,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系统梳理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的逻辑的基础上,指出土地确权为主导的产权清晰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结合市民下乡的宏观背景与转变分析,对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之间的创新性机制进行探讨,认为随着土地确权的完成,在农村土地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交易,并会带来交易主体变化、交易价格差显化以及交易方式多样化的效应。

他乡异客:“市民下乡”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

市民下乡并非只是短暂在乡村停留,而是通过城—乡场景替代性转换方式实现生存压力与理想生活间平衡的长时段、反身性行动。对于个案村落空间重构的调查研究表明,尽管市民空间实践行动为村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处于共居生活空间的市民与村民仍因生活方式的多重差异而产生区隔。市民群体移居乡村行动间接导致村庄空间处于割裂与被支配状态,村民在空间重构过程中自身主体性日益消解,乡村面临比以往更多元面向的机遇与风险。为此,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村民需发挥能动性,积极重塑乡村凝聚力,解构被塑造的“媒介化乡村”想象,重拾自身话语权的同时重构乡村主体性。

城乡融合视域下我国市民下乡养老路径分析

十九大以来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城市养老模式也更为多元,市民下乡养老成为新风尚。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整理,对在城市和农村养老的市民进行研究,归纳出三种下乡养老模式:乡村康养式养老、卖房租房式养老和农户寄养式养老。目前乡村养老地区仍存在水电气供应仍存在短缺、垃圾处理影响生态美化、医护人员缺乏专业培训、可供选择的文化娱乐项目少等问题。下乡养老模式不仅需要市民老人有一定自理能力,也要求乡村养老地点对寄养农户系统化管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本文力图为促进养老模式的多元发展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背景下市民下乡投资意愿调查和乡村策略思考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城乡居民、企业家共同参与建设发展的过程,城市居民投资农业农村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此,本研究就城市居民对乡村的认识以及投资意愿,进行了浙江省杭州、金华、温州和嘉兴地区城市居民关于对乡村认识以及投资乡村意愿的问卷调查,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以及乡村社区的振兴提供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农村产业发展既面对严重危机,也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决定了必须摒弃工业化农业的发展路径,走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新型发展道路。工业化农业效益低且负外部性极大、经济下行压力下返乡农民工数量激增等是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农村的生态文化价值的日益凸显、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中等收入群体的逐渐扩大、"互联网+"带来的新思维、新业态,以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的制度保障,为新型农村产业发展道路提供了重大机遇。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本质要求在于将以前不被市场定价的农村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风俗等资源赋值并实现资本化。当前,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鼓励支持市民与农民对等谈判、平等交易,坚持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推进生态文化资源价值实现制度的创新。

农村人口回流下的村镇人口与建设用地动态发展机制研究——以东安县水岭乡为例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探讨了农村人口回流和市民下乡所导致的乡村人口增加对乡村建设用地的动态影响问题。以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水岭乡作为样本村镇,在收集整理其人口与用地等有关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灰色计量经济学理论和SD等理论构建村镇人口与建设用地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探讨人口数量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相互动态影响关系,阐明了村镇人口与建设用地的动态发展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数量随着迁入率的增加而增加;当迁入率在0.425%~0.770%之间取值时,村镇建设用地逐年减少;当迁入率大于0.770%时,村镇建设用地将会逐年增加。(2)村镇人口数量与建设用地需求量相互影响。一方面,村镇人口数量增加,建设用地需求量随之增加;与此同时,村镇建设用地越多迁出率越低,在共同影响下村镇人口数量将不会减少。(3)一定数量的乡村人口有利于我国村镇的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村镇建设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于促进天津“市民下乡”加快推动城市要素向农村流动的建议

2021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多元投入格局,促进更多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长期作为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净流出方,出现了农村融资难、宅基地闲置等一系列发展难题。当前“市民下乡”方兴未艾,促进“市民下乡”,对加快推动城市要素向农村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相关部门统计调查数据结合实地调研,概括天津“市民下乡”发展现状,深入分析促进“市民下乡”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

浅谈农村广播节目如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如何让城乡一体化改革中的市民与农民都受益,这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诉求。本文就广播节目如何服务好农民进城和市民下乡,以及在新形势下广播该如何为城乡融合搭建平台做了有益探讨。

“三乡工程”助推乡村振兴

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让传统的乡村迸发出生机与活力,有力推进了乡村振兴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