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而不为:儒学中的意志无力问题

意志无力是一个来源于西方的伦理学概念,西方更加关注“知”,主要是从知而不行来理解,而儒学则更加关注“能”,以能而不为来概括。这与二者面临的不同问题相关:西方是为了弥合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与世俗当中知而不行现象之间的裂隙;儒学则是为了杜绝人们以能力不足为借口而拒绝践行仁义。能而不为虽然与知而不行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它同样可以归结为意志无力,因为知而不行本身就预设了“能”,能而不为也包含了“知”,二者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更为重要的是,能而不为不仅强调了能知,而且强调了能为,并且突出了能感,从而更加全面地反映了意志无力。儒学以能而不为讲意志无力,实际上是强调人们承担责任的合理性,反对人们以能力不足为借口来逃避责任,因而,能而不为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蕴。人们不仅要为他者承担责任,而且具有完善自我的道德责任。儒学讲能而不为不仅丰富了意志无力的内容,而且推动了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的转化。

“为官不为”的组织学解释及其治理策略

“为官不为”是坚持党的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既有研究强调,“为官不为”是官员基于激励、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下的避责产物。然而,“为官不为”在容错机制建立后仍然存在,甚至部分地区“不为”的官员实际上一直处于积极作为之中。如何解释这种反差之下的“为官不为”?文章基于组织学视角提出解释:“为官不为”是官员在官僚系统嵌入新制度而产生的“波动”中寻求确定性(特别是“发展窗口”)的产物。问责制冲击了官僚系统内已形成的较为清晰、稳定的官员职业发展路径,加剧其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然而,追求职业发展的官员并不会停下脚步,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特别是“低风险、高收益、短耗时”的“发展窗口”。当官僚制的常规运作难以满足官员对“发展窗口”的追求时,官员就倾向通过政治引领使官僚组织将执行行政事务的注意力转向政治任务,组织难以兼顾行政事务进而未能完成既有考核,被贴上“为官不为”标签。文章以Z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案例,论述既有职业发展路径受冲击的Z市官员,通过政治引领政府部门,积极投身具有“发展窗口”特征的“创文”工作来谋求发展,最终导致职能部门无暇完成考核形成的“为官不为”。文章提炼了不同于既有“为官不为”研究的新解释,并提供了三点针对“为官不为”的治理策略。

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补齐规制“为官不为”的权力监督短板

权力监督在规制“为官不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具备鲜明的预防功能和校正功能。但目前存在四大短板,即“为官不为”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深刻反映出权力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薄弱,难以形成监督“为官不为”合力;自上而下、平行与自下而上监督不匹配,难以构成监督“为官不为”网络;事前、事中与事后监督各有不足,难以形成全链条监督“为官不为”模式;权力监督机构存在罅漏,难以有效履行监督“为官不为”之责。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补齐权力监督短板,有效规制“为官不为”,应详列权力清单,绘制权力“流程图”,让“为官不为”无处遁形;建立多元化与立体化的权力监督体系,对“为官不为”形成监督合力;构建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完整监督链条,挤压“为官不为”的生成空间;深化纪检机关领导体制改革,以落实“两个责任”防范“为官不为”。

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中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放水养鱼的意识,尽一切努力把企业负担降下来”,“行业协会不得强制企业入会或违规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监管工作,关系到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稳住经济大盘等决策部署能否落地见效。近年来,河南省持续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建立健全联合协商工作机制、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完善收费信息公示制度,进一步规范了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工作。为更好深入贯彻落实民政部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治理安排部署、切实帮助市场主体减负纾困工作,就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加强监管进行梳理与探讨,以期更大力度推动降费减负、助企纾困、优化营商环境。

低年段古诗教学的“为”与“不为”

古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古诗教学承载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教师必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以古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教学为例,教师可以从“以识促读”“以读促悟”“以景悟情”“以境促升”等角度探讨低年段古诗教学的“为”与“不为”,优化低年段古诗教学的策略,让低年段学生学好古诗,在古诗丰厚的人文底蕴中涵养品质、陶冶情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官不为”现象剖析及其规制

随着高压反腐和作风建设的纵深推进,中国官员的纪律性和廉洁度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却暗生了"为官不为"这一新的官场现象,表现为怕政、懒政、怠政,以及选择性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等。"为官不为"现象的产生有内外双层原因:内源性包括官员价值观旁落与"权力瘦身"后的不适,激励失效与绩效不彰以及官员理念行动与改革现实脱节等;外源性则归因于政治生态的既有习性和问责的非常态化。规制"为官不为"现象,重塑官场秩序的关键在于实现考核激励的齐头并举,监督问责的三位一体,并辅之以一以贯之的法治保障。同时,还应从深化改革的大局审视当下的官场吏治,治理"为官不为"不可矫枉过正,避免过犹不及。

多维政绩考核、冲突任务与“为官不为”——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地方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不作为的现象,基于官员治理制度变革的视角,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多维政绩考核背景下"为官不为"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地方政府官员实施多维度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由过去只追求GDP到要负责完成中央政府分配的多项任务。当前,地方政府官员既要完成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任务,也要完成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民生任务和保证地方社会安定的政治任务,而这些任务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在多元化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规避政治晋升风险,在改革中会表现为不作为。解决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政策措施不能仅集中在强化政绩考核上,而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在权责对等的体制下,任务的冲突程度下降,政绩考核将更公平也更准确,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与激励。

影响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的体制机制因素分析

基层干部中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不能仅从行为人的主观偏好去解释,还需要从外部的体制机制去探讨。政府上下级间的层级关系和国家分层治理体制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博弈的机会;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权责不对等和资源匮乏的困境,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能上能下、优胜劣汰机制尚未建立,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投机的空间;现有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尚难精确支持"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滋生的条件;现行监督体制的成本效益、虚置弱化问题和问责制度的不健全,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留下了活动的空间。解决基层干部"为官不为"问题,可以从全面实施政务公开、健全规范政府权责体系、健全完善选拔任用制度、改进干部考核评价办法、加强问责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

新常态下党员干部“为官不为”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所谓"官不为"指的是部分党员干部不按时、不认真履行甚至完全不履行应尽的职责,是腐败不正之风的表现。其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如本领恐慌的"庸政"现象,消极懈怠的"懒政"现象,忙闲不均的"浮政"现象,虚情假意的"拖政"现象,求稳怕乱的"畏政"现象等。导致"为官不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认知的错位、不适"新常态"的影响、考评问责的缺位、制度机制的不全等。当前,解决"为官不为"问题要从强化思想教育、净化政治生态、完善实绩考评、健全体制机制着手。

论“为官不为”及其治理

党的十八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突飞猛进的新发展。"撸起袖子加油干"成为新常态新要求。然而与之相悖的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为官不为"的"消极腐败""变相腐败"问题也相对凸显。"为官不为"的主要症结由个人、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的因素构成。基于动机、机制与环境的分析,通过具体考究"为官不为"的动机原因、机制成因和环境诱因,我们认为"为官不为"的治理,应当坚持和完善"三位一体"治理思路,即重点着力于矫正个体行为动机、完善组织运行机制、营造廉洁外部环境及三者的联动融合。

从严治党实践中的领导干部“为官不为”问题及其规制

新形势下,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的表现形态是:碌碌无为"庸"、敷衍了事"懒"、不敢担当"避"、消极怠工"散"。造成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的成因主要是:从严治党力度加大,引发不良心态和本领恐慌;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革命意志衰退;领导干部选任、考核、淘汰等体制机制存在短板;受不良文化因子及传统心理积习影响,缺乏担当精神。规制领导干部"为官不为"问题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以强化纪律约束为抓手,突出能力建设,做实关爱体系;以解决思想问题为根本,树稳理想信念,筑牢宗旨观念;以完善体制机制为基础,健全选任机制,规范考核体系,畅通淘汰渠道;以营造文化环境为重点,清除"为官不为"的不良文化基因。

“为官不为”行为的内容及结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

“为官不为”是当前中国需要治理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给“为官不为”行为的解读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解框架。运用探索性研究对36名公共部门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基于扎根理论对“为官不为”行为的具体内容结构进行理论构建,来回答中国公共部门“为官不为”行为“是什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公共部门“为官不为”行为主要包括态度上的不作为、动机上的不作为和心理认知上的不作为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不仅反映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公共部门人员的实际行为表现,同时还能为未来培育和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有效作为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干部为官不为问题的生成机理与治理机制

干部为官不为是指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作为权力行使主体的干部不能及时、准确、有效地履行岗位职责,甚至不履行岗位职责,导致权力行使无法适应社会治理的新变化,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干部为官不为问题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干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外在原因,也有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消极适应、担当意识与主体责任缺失、自身素质与能力不足等内生原因。治理干部为官不为问题,需要建构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人性化的容错机制、立体化的干部培训机制、有效的干部选任考核监督机制和全面的干部保障机制。

加强政府绩效管理治理“为官不为”的举措探讨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公务员腐败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乱作为"的现象逐步减少,但"为官不为"问题却日趋严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务员"为官不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个人素质不高和体制机制不健全造成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是"为官不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强政府绩效管理、完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是治理"为官不为"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包括理顺绩效管理领导体制,全面公开绩效管理信息,科学设计绩效考核指标,优化绩效评估主体结构,健全绩效结果运用机制。

“为官不为”现象的特征、原因及其治理

近年来在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原则下,我们党加强了干部队伍管理,党风政风得到了一定好转。但新背景下干部队伍中出现了新问题,一些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群众的诉求推诿扯皮,消极怠工,对各项工作不愿担当、不敢担当,或无能担当。这种"为官不为"现象有三个特征,即:不愿为、不敢为、不会为。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一些干部的主观原因,也有复杂的客观原因。今后我们要从加强法制、加大法律执行力度和监督力度、列出官员权力清单、沟通上下联系渠道、发动群众监督等方面探索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新路径。

“为官不为”现象的多维分析与综合治理

从"动机—行为—结果"与"能力—支持—价值"角度看,当前明显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可细分为八种类型,即无利而不愿为、无力而不能为、无心而懒作为、无胆而不敢为、居功而不再为、居过而不敢为、应付而慢作为、积极而反作为。从根本上看,当下的"为官不为"乃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紧密结合,其本质仍是官僚主义在作祟;究其成因,既有官员个体方面的心态与能力因素,也包括体制机制性因素。要有效治理"为官不为",必须对症下药,从思想、制度、组织上采取有力措施、综合治理,既要大力加强官员思想教育与能力培养,也要进一步完善干部正向与负向激励机制,推进干部责任制、监督机制与问责机制的三联动与配套运行,建立科学的干部容错机制、实现选人用人科学化,还要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压缩产生"为官不为"的行政空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与管理体制。

为官不为:界定、根源及治理

"为官不为"可以分为能力缺失型、享乐散漫型、环绕推挡型、名利偏好型、被动应激型和闻风观望型。管理体制、行政机制、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的某些不良因子促成了为官不为现象。"为官不为"的实质是公务员的主体性缺位。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必须强化公务员的个体素质,优化行政机制,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实现综合治理。

解决“为官不为”问题的几点思路

所谓"为官不为",指的是领导干部不能有效履职,在其岗位上未能有所作为,或者其行政过程与领导者的岗位标准之间存在较大落差。"为官不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原因固然与官员思想境界和党性修养密切相关,但是也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三期叠加"的环境挑战有关。针对中央和社会普遍关注的"为官不为"问题,形成权力运行的激励与惩戒机制,是解决"为官不为"的重要举措。为此,一要结合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尽快施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二要强化制度激励,形成领导干部在制度框架内依法行政科学用权的动力机制;三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激发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和创新精神;四要通过健全完善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机制,培育优良的政治生态。

新形势下“为官不为”的生成逻辑及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为官不为"主要表现在能力不足不想为、动力不足不会为、担当不足不敢为等三个方面。"为官不为"源于干部权力观错位、干事本领不够强、激励机制不充分、容错机制不完善、问责追责不严格。需从源头治理的角度、创新制度和机制的角度、多措并举实施系统工程的角度构建治理机制,既提高干部日常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又创新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方式方法,从而让"太平官"不太平,从"为官不为"转向"为官当为""为官要为""为官必为"。

生态行政学视域下“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路径

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干部队伍中"为官不为"作风悄然而起。从生态行政学视角分析官场出现的这种消极适应性行为,我们发现"治标"与"治本"相互割裂、行政资源消耗过大而行政效能低下、"隐性行政"和"显性行政"背道而驰是当今中国行政管理领域"为官不为"治理的主要缺陷。从行政生态学角度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必须既治标又治本,开启"标本兼治"型公共治理新模式;必须从源头上治理酿生"为官不为"现象的体制机制因素;必须吸纳世界各国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以"柔性行政""谦抑行政""协商行政"开启当代中国"为官不为"治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