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布衣不仕”的处世态度及其碑学实践

邓石如是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被誉为“碑学宗师”。邓石如的成长经历使他形成了“布衣不仕”的处世态度,也正因如此,邓石如走上了一条职业书法家的道路,他的书法风格与尊奉“帖学”传统的文人书法家有明显差异。在毕生的访碑之路和碑学实践过程中,邓石如形成了雄浑大气的书风,这种书风既是邓石如个人的追求,也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邓石如的处世态度及其碑学实践,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书法家形象,是晚清“帖学”与“碑学”发生分野的推动者,奠定了邓石如在书法史中的地位。

“庄生晓梦迷蝴蝶”——论庄子“终身不仕”的原因

庄子“终身不仕” ,是先秦诸子中“独往独来”的“独有之人”。他既不教授弟子 ,也不游说诸侯 ,只是偶尔做做白日梦而已。究其原因 ,从表面上看 ,是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他担心 ,“千世之后 ,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就实质而言 ,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庄子要做逍遥游 ,“乘云气 ,御飞龙 ,而游乎四海之外”。为此 ,必须明白齐物的道理 ,齐是非 ,同生死 ,“道通为一”。从独断论到相对论 ,其间相距甚远 ;而从相对论到逍遥游 ,只有一步之遥。但愿以此化解“人相食”的悲剧 。

“行藏此意无人解”——入金不仕宋人姚孝锡的仕进理想与人生悲哀

姚孝锡字仲纯,号醉轩,北宋政和四年进士。靖康二年,因雁门失守被迫入金。金人授以五台县主簿之职,但他很快便称疾求退,弃官长达55年。作为一名入金不仕之宋人,尽管“不仕”让他暂时享受了“藏”于耕桑的安闲自适,“入金”却令其恒久地陷入了滞留他国、归期无望的故园之思;尽管他入金后高调摆出绝意仕进的姿态,内心却怀有强烈的报国之念,只不过不是报效金廷,而是报效宋廷。换句话说,眼下的金地之“藏”仅为诗人的权宜之举,他心心念念的乃是有朝一日的故国之“行”。而可悲的是,诗人的这种行藏之意、报国之志,不仅生前无人解会,死后亦无人揭明。

也谈“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文人之不仕可分为三种类型:热情讴歌新朝,受事不受官,以杨维桢为代表;积极入仕,对新王朝由希望到绝望,旋即因惧祸而退隐,以高启为代表;忠于元室,甘为遗民,拒不与朱明合作,以戴良、丁鹤年为代表。选择不仕的文人主要生活在江浙一带,他们在明初士人群体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文人不仕背景多样,其共性在于元明两朝在江南统治的巨大反差。

宗炳终身不仕考述--兼评“宗炳出仕论”

宗炳,南朝刘宋人,画家、书法家、佛学思想家、山水画论鼻祖,对中国绘画艺术和中国美学的发展、对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宗家是当时荆州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其祖父、父亲和兄长都曾在东晋地方为官,宗炳有优越条件和众多机会出仕为官,但其一生视轩冕如秋草,徜徉于山水之间,潜心于佛道修持,隐居于江陵、庐山和衡山等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代表人物。正史明载宗炳先后九次被朝廷和地方征召,且其征召的官职和品级越来越高,但他始终拒官不就,体现了一个真隐士独立不迁、超然脱俗的高洁品格,最终成为古代文人学士所崇拜和追慕的艺术楷模和精神偶像。史上偶有称谓宗炳官职的记载,有学者误读为宗炳曾从命出仕,这种误读所得出的结论改变了宗炳的历史形象,也对正确认识宗炳的历史贡献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误读的原因主要是对东晋南朝时期官府授官与士人受官的制度程序缺乏正确的理解,同时还与考证不周、史实混淆有一定的关系。本文较为详细地考述了宗炳每一次征召不就的史实,分析了误读宗炳的主客观原因,对“宗炳出仕论”作出了回应。

谈孟浩然隐逸不仕的内在原因

盛唐诗人孟浩然终身不仕的原因前人多有探讨,本文试从孟浩然自身的身体状况、性格以及疏于社会实践三个方面探讨他终身不仕的内在原因。

元明易代诗人王逢终生不仕原因考述

王逢是生活在元末明初吴中地区的著名诗人,其诗作在元明当代就颇负名气。王逢有才华且心系时局,然却终生不仕。本文运用作品分析的方法总结其不仕原因:身处乱世,有见于元朝犹如"大木将颠兮",因此只能以"怀铅提椠"之士自我定位,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他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无暇仕进,只能尽己所能,帮助贫苦百姓,不遗余力地向隐士先贤学习。

赵长卿不仕考辨

关于赵长卿是不仕还是仕,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支持赵长卿不仕的证据是两个南丰县志当中的赵长卿传,两个传都明确记载赵长卿不仕,而且从赵长卿节序词《满庭芳·元日》当中可以得到印证。而支持赵长卿入仕的证据是赵长卿送别词《蝶恋花》以及元代刘壎《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对赵长卿的称呼。经过考辨,结论是赵长卿不仕。

颜回不仕考

在春秋时代,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而作为孔门弟子中最为好学,德行最为昭著,最为孔子欣赏的颜回,终其一生不见他为仕一国。文章从颜回为仕的抱负,颜回为仕的能力,颜回的隐逸思想,颜回的早逝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论述颜回的不仕。

两汉隐者终身不仕之原因分析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隐士群体出现的一个高峰期，终身不仕的隐士数量也颇为繁多，但是就不仕的原因来看范晔在两传里所给出的“识去就之概，候时而处”，与“绝尘不反”两种截然不同的出发点足以将东汉时期的终身不仕者明确的分为两类。

在仕与不仕之间——李渔弃举原因新探

李渔放弃举业的原因,过往学者各有说法,最有代表性的为“战乱说”“强仕说”“天命说”和“性格说”。但研究发现这些说法存在一定局限:首先,过于强调单个因素,忽略了李渔心态的复杂。其次,这些说法都通过讨论李渔入清后的弃举经历得出,并未提及李渔在入清之前已经形成的不仕之心。但通过其诗、词、文、小说等著作可以发现,李渔在入清前和入清后放弃应举的原因并不相同。是故讨论李渔的弃举问题应对入清前和入清后两个阶段分别加以考察。引证李渔的作品及当时文献,可见其不仕心态的变化和复杂。

明初文人不仕现象探寻

历朝历代士人大多都将出仕为官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理想,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但在明朝建立初年,许多文人不愿意出仕,究其原因可总结为以下几种:第一种为不忘故国,仍然忠实于元朝,虽受诏但推托不愿为官的,如丁鹤年、戴良等;第二种是因明初用重典,出仕为官稍有不慎便会遭到严惩,难以得到善终,士人心生畏惧,代表有胡翰、陈基等;第三种概因明朝建立初期,对文学艺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反对使用华丽的辞藻堆砌,这与吴中文人的许多理念冲突,而明王朝对于文学控制所使用的强制性手段也使许多文人感到不满,故而不愿意为明廷效力,代表为吴中文人群体。

孔门弟子未仕原因探析

孔门弟子一向积极用世,崇尚“学而优则仕”。然而,事实上,孔门中也有很多弟子未曾出仕。如颜回、闵子蹇、原宪、公析哀、子夏、子羔、子我等。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政治秩序混乱,不利于或不适合出仕,加之各人个性上的特点,有好几位弟子主动选择了不出仕。另外,孔子本人考虑到几位弟子的个性特点,反对他们出仕。

平衡的打破与重建——韦应物性格的独特性分析

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家,他的诗歌向来以冲淡平和著称,当时在诗坛上有“韦柳”之称。本文结合他的生平事迹重点分析他性格方面的独特性,由于诗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再加上中唐特殊的社会背景,这一切铸就了诗人独特的性格特征。在他的性格中有仕与不仕的矛盾冲突,但在两者的冲突中诗人终于找到融合点———心理达到平衡。韦应物诗歌给人以冲淡的感觉,其实在这种冲淡的风格下隐含着诗人性格的孤独因素。

冲突与融合:元末士大夫的夷夏观与君臣大义

从元末士大夫的反应能够看出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弹性和君臣大义是如何转换的,即:元朝统一已久,君臣大义已定。虽然元末士大夫的反应使我们看到:君臣大义压倒夷夏之辨;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到,宋末、明末,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夷夏之辨占了上风。这种转换,是由于时间的流逝、思想的惯性和政治角色的固定所致。元末士大夫对君臣大义的坚守,总体上超越了夷夏之辨这一族群意识。虽然夷夏之辨有时也会成为重要的信念,但是,在元代初年,同样有坚决不仕元的汉族遗民,在明代也有更多不仕清的明代遗民。这不是不可理解的矛盾,而是历史的合理反映,它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原则性和包容性相统一的特点,这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既能保持自我存在、又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

论吴梅村戏曲创作自叙传式的抒情性

明末清初的诗人吴梅村不但在诗词文的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且在戏曲的创作方面也有较高的成就。本文试图从其戏曲创作本身内质进行分析,总结作者超脱尘世理想在剧作中的“完成”以及隐居不仕的愿望在剧作中的“实现”这一戏曲创作精神方面的基本特征。

猿哀咽水偏高处,谁不沾衣望故乡

欧阳詹是泉州历史上第一个进士,亦是福建的首位甲第进士,虽然文学史对他并未有所提及,但他还是以其创作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在欧阳詹诸多种类的作品中都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仅在其诗歌作品中,怀乡诗就占据了四分之一强的比重。本文尝试以其不同于传统丈人的人生理想为着眼点,根据其一生主要经历,联系其诗歌作品却体会他浓重的怀乡情结。

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

陈郡谢氏是东晋一门久盛不衰的高等士族。在谢氏发迹史中，谢尚得任豫州刺史，是它从东晋众多大族中脱颖而出的转折点。谢尚刺豫成功并非易事，其间经历过诸多的艰苦争夺。至于，名士谢安屡召不仕的背景，则极为复杂。除借助清谈以提高门户声誉、开拓东土以巩固家族生存基础外，士林给予他的舆论压力也不可轻觑。谢氏家族在抗御前秦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确实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地处上游的桓氏家族积极开辟西部战场，牵制敌人精锐的战略配合，淝水之战的迅速解决是绝不可能的。

商丘——四省交汇一古城

商丘位于河南省东部,既是苏鲁豫皖四省交汇处的医药生产流通重镇,也是历史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中华文化古城。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中华先民在此栖息繁衍。近年,在其境内发掘出的蚌镰、鹿角锥、石斧、纺轮、卜骨等,经考证为原始社会晚斯龙山文化遗址。 很早以前,有以游牧为生的商族散居在黄河下游。开始在山东境内,以后几迁到河南,以商丘为活动中心。商族人为避水患,居于土丘之上,因名“商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