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不作为诉讼研究

预防性不作为诉讼是一种事前救济途径,允许公民在重大权益即将受到不可逆转的预期损害时,可依据法律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制止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的作出以保护其特殊权益。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具有预防性、补充性、无期待可能性等特征,可弥补现行事后行政诉讼救济的不足,为公民权利提供有效且无漏洞的救济途径。基于预防性不作为诉讼的补充性,应当在适用范围、起诉条件、审理规则等方面加以必要规范,以保证其事前救济功能的有效发挥。

预防性不作为诉讼:行政规划救济的路径选择——从城市规划中强制拆迁自力救济悲剧说起

近年来,因城市规划及其实施而导致的悲剧事件时有发生,凸显了我国司法的缺位。预防性不作为诉讼的核心是司法机关通过事前的审查阻止行政机关作出某种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法理上的制度正当性具有特殊性。行政规划具有未来性特征,强制性规划后续具体行政行为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规划救济与预防性不作为诉讼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在不适于采用事后救济的特定情况下,应该允许相对人提起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应处理好审理期限和规划后续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期限之间的关系,保证司法保障公民权益的实效性。

我国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的研究

法治社会中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体现就是诉讼制度。随着社会的进步,公民权利的保护逐步得以受到重视。如何更好地保护权利的实现,研究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的问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行政不作为诉讼救济制度之探思

有关行政不作为的诉讼救济在我国并未得到系统的规定,仍存在较多缺憾。其中,拓展行政不作为诉讼的受案范围、厘定行政不作为诉讼的举证责任、明确行政不作为诉讼的救济形式,当为对我国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进行完善和系统化的关键。

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建构理由与运作规则

预防性不作为诉讼作为一种预防性的事前救济方式,本质上属于先行的撤销诉讼。无论是从司法实践的现实以及与他国或地区的横向比较来看,还是分析我国行政诉讼中已存在的预防性权利保护规则,抑或在利益衡量背景下得出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并不会侵害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均可认为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引入我国法体制具备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例外之诉,在具体运作规则方面还需进行特殊且完整的设计。此外,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功能的发挥,有待于我国的行政程序及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

行政不作为诉讼举证责任之思考

文章从界定行政不作为概念的角度出发,结合现行行政法律对行政不作为案件举证责任的规定,思考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行政不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希冀对完善我国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有所裨益。

论行政不作为诉讼的完善与规范

政府怠于行使其职责会给人民造成损害,此种现象表现在行政诉讼领域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行政不作为案件的数量逐年增长。文章密切联系行政审判实践,重新阐述了行政不作为的法律内涵,提出以法律状态的角度来描述行政不作为,并窥探我国现行行政不作为诉讼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相应的完善措施,期望有助于我国行政不作为诉讼审判实践的规范。

公安机关防范不作为诉讼败诉风险的对策研究

公安不作为诉讼案件的频发，破坏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形象，损害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公安不作为诉讼案件增多的原因不仅在于部分执法民警的责任意识欠缺、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内涵把握不准，也与执法依据的可操作性缺失以及行政相对人对公安机关职责认识模糊等有关。要防范不作为诉讼的败诉风险，必须转变执法理念，促进执法民警“想作为”；完善执法制度，促进执法民警“能作为”；强化执法能力，促进执法民警“会作为”；优化执法环境，促进执法民警“敢作为”。

论台湾地区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

当前消费侵权案件频频发生,对消费者不仅造成财产上的损失,还有生命、健康的损害,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难以估计的,我们有必要对消费者权益加大力度保护。现在许多消费侵权案件,往往伤害的都是一部分的消费者的权益,而不是单个人的权益。通过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能够一次性解决这部分消费者与企业生产经营者间的纠纷。台湾地区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并且已经具有实践上的经验。所以,有必要对台湾地区的消费者团体制度进行研究,能够为大陆地区的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的发展提供借鉴方向。通过学理分析、比较分析的方式,从对台湾地区的消费团体诉讼现状的简单介绍引入,介绍了台湾地区消费团体诉讼的理论基础,探讨了台湾地区的消费者团体诉讼的主要制度。通过对台湾地区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的研究,对我国大陆地区的消费者公益诉讼程序提出一些建构性的意见。

浅析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现状

举证责任是一项源于古罗马法的诉讼制度,是证据法中重要的内容。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制度有着自身的复杂性,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不仅关系到法律的实体公正能否在诉讼中得到实现,而且关系到能否构建一个有效率的诉讼程序,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在行政诉讼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论我国引入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具体类型选择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仅限于事后救济,尚不能有效达到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要求,与国际“有效且无漏洞”的权利保护标准存在差距。引入预防性行政诉讼,有利于行政争议的预防与化解,可以对行政相对人被侵害后无法恢复的一些权益起到保护作用。预防性不作为诉讼与预防性确认诉讼在实践中大量交叉、平行使用,预防性确认诉讼虽然处于补充地位,但其在当事人确认起诉请求、法院判决方面更具操作性,可在某些方面代替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因此,可以将行政法律关系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以确认诉讼为主构建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

论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及其司法适用

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是指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如果行政机关对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并未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处理,则法院不可以代替行政机关提前处理,而是需要等待行政机关自行先予处理后,再对其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这体现的是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尊重。然而,在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的司法适用中,还存在错误理解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的适用前提、错误使用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以及缺少对行政首次判断权的限制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明确适用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的情形,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审查力度以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性不作为诉讼等方式来解决,以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动态平衡。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及其适用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是指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应尊重行政机关对行政事务作出优先判断及处理的权力;对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法院一般只能在行政机关进行首次判断之后,才能进行审判。该理论源起于日本,其最初被创立的目的在于否定课予义务诉讼和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后来,该理论趋于"缓和",其主要作用变为限制前述两类诉讼。该理论的正当性依据是权力分立原则、司法国家体制下司法权的特性以及行政权的优势等。我国行政审判法官们已开始运用该理论来裁判案件,但存在不太恰当甚至错误适用该理论的情形。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借鉴域外这一理论,从立法上明确课予义务判决中尊重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情形,修正该类判决中否定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路径,并确立预防性不作为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