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动产物权登记之效力

不动产登记不仅有物权变动的登记即移转登记,而且包括其他事项的登记如宣示登记、异议登记、更正登记、预告登记等。学者在论及不动产登记之效力时,多述及移转登记之效力,而对后几种登记之效力似乎不为重视。我们拟从移转登记和保障登记两个方面总结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以及对不动产法提出一些分析,并与中国的物权法草案建立联系。

新常态下不动产统一登记档案管理的思考

国务院公布了《不动产登国记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簿、登记程序、登记信息共享与保护等作出了详细规定,为不动产档案管理迎来改革创新的重要机遇。不动产登记档案是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直接关系到登记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登记信息能否方便查询、登记结果的社会公信力等问题。

从德日两国立法看登记公信力的制度基础

有学者认为,自法技术层面而言登记公信力之承认需以登记设权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及实质主义的审查制度为基础,但笔者看来,以上二者或许皆非必要。从德日两国的立法经验可以看出,即使采登记对抗模式与形式主义审查制度,亦有赋予登记簿以对抗力之可能。

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和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区分

对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不动产应采取何种善意保护制度,需结合物权法的立法思想、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和不动产登记制度进行综合评判。《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德国、瑞士法上的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在前提条件、理论基础、法律效力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不宜盲目照搬德国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的规定来解释我国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构成中的善意要件

在借鉴德国和瑞士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来理解我国《物权法》第106条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构成中的善意要件时,必须注意德、瑞两国立法在善意要件规定上的显著差异。德国法以区分动产和不动产的二元论思维和物权行为的抽象性理论为基础,确立了客观化的制度性信赖,使善意要件与注意义务相分离;而瑞士法则坚持物权变动效果的有因性,将善意要件的判定与注意义务紧密相连。理解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构成中的善意要件也应当采取体系化的思考方法,以法律行为和注意义务的关系为判定善意范围和标准的核心。从我国现行不动产登记法的规定和相关交易实践来看,瑞士法关于注意义务的规定对于解释我国法上的善意要件更具参考意义。

论出卖他人不动产——以一起冒名处分案为例

在冒名出卖他人不动产案件中,要正确区分债权合同的负担性与物权合同的处分性的特征,应当摒弃以出卖人是否有处分权为依据,来判定合同效力的观点。此外在判定能否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时,应以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为基础,排除冒名处分。

公证公信力的品格特征和法律思考 从与不动产登记公信力的比较说起

公信力是公证制度的灵魂．它代表着社会对公证的信任和认可。在法律上，公信力的作用是什么．它的效力有多大．它在实践中是怎样保护当事人利益的．不仅公证员对此应该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还应当通过各种途径使社会民众对此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由于公信力在实然意义上的效力与它在人们主观想像中的“应然”意义上的效力许多情况下存在一定差异，且我国公证制度恢复重建的时间不长．

公证将在不动产登记中发挥作用

中国公证协会为使公证更好地服务我国的不动产登记条例实施中，充分发挥公证作用，提高社会公信力，日前，组织专家学者召开了“公证服务不动产登记研讨会”。

信息化背景下的不动产档案管理探究

不动产档案管理工作的好坏关系到登记信息的查询、登记工作的顺利开展及登记结果的社会公信力.在信息化背景的影响下,档案管理要根据社会发展的特点与需求,不断创新,顺应时代的进步,转变多年不变的管理模式和信息资源方式,探究不动产档案管理新思路,完善档案管理相关机制,促使不动产档案管理工作便捷、高效地开展.

论主债权瑕疵引发的不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

依《物权法》第106条的之文义,在不动产抵押权场合,除物权处分权瑕疵引发善意取得外,根据从属性原理,当主债权不存在或无法取得时,抵押权也无法取得,故《物权法》第106条无法涵盖因主债权瑕疵而引发的不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的若干类型。《物权法》中关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内容的规定也未明确登记公信力是否覆盖为满足抵押权确定性要求而被登记在登记簿上的主债权。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借助解释论重构从属性原则的效力方式,同时将登记公信力有限扩展至已登记的主债权,使得主债权为了不动产抵押权的存在而被拟制为存在,进而支撑抵押权的善意取得。在编纂民法典物权编时应通过细化登记公信力的规定,适度限制主债权瑕疵借助从属性原则对抵押权的影响,从而填补这一法律漏洞。

关于《关于提请对<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有关消费者协会职能适用等问题作出解释的议案》的说明——2004年2月1 8日在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就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提请对【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有关消费者协会的职能适用等问题作出解释的议案》,作如下说明:

论异议登记的法律效力与构成要件

异议登记是《物权法》借鉴比较法(主要是德国法)的立法模式规定的一种新的登记类型。如何理解异议登记的法律效力直接决定了其构成要件的设置。我国现行不动产登记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异议登记具有限制处分效力,既不符合异议登记的本质,也有违《物权法》立法本意。异议登记仅应具有暂时击破登记簿公信力的效力,它既不能限制登记权利人的处分,甚至无法推翻登记簿的推定力。在正确界定异议登记效力之后,可厘清异议登记的构成要件:首先,登记主体为利害关系人;其次,异议登记的客体———不动产登记簿上可能存在的错误权利事项;最后,异议登记的申请不以权利人不同意更正为前提。

对善意取得善意、合理对价要件的再讨论--从司法实践的一则判决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文简称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物权法》若干问题解释(一)也进一步释明了对善意取得具体要件的认定标准;可以看到,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使得善意取得这一重要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标准更加明晰。然而,在司法实践的部分个案当中,对善意取得具体要件的认定却依然存在着与现有法律规定不相统一的现象。为进一步明确法律规范在民事案件中的教育、指引作用,增强法律的规范作用及适用性,本文将以对一个实务案例的判决结果的分析为起点,论述善意取得部分构成要件在该案中适用的欠妥性,以达到明晰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在实践中的适用标准之目的,增强善意取得的适用性。

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反思

通过对物权行为的概念入手 ,分析物权行为的独立性问题 ;通过对公示公信力与无因性对第三人保护之比较 ,论证了无因性原理的不合理性 。

论商标权的正当性

构成商标的“符号”而非商标本身是智力成果,“符号”的智力成果性和创造性不是商标权的内容,也不能作为商标权的正当性基础。商标权的正当性应从“人与人”的而非“人与商标”的关系上寻找根据商标权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免于混淆,符合公众利益;商标权只是赋予权利人在特定商品上使用特定符号的权利,不属于垄断,商标权的存在并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对商标权进行过度保护,将增加他人选择商标的成本,并最终间接地损害消费者利益;注册和使用都能产生公示公信力,都是商标权正当性的表现形式,在注册原则之下应承认使用取得。

广东、上海等地探索“好人法”有用吗

近些年来,做了好事却陷入麻烦的事时有发生,社会公信力频频受损。＂好人法＂作为以法律助推道德建设的一种创新尝试,在广州、杭州、北京等地业已实施,并取得一定成效,相当于给公众注入一剂＂强心针＂。但处于起步阶段的＂好人法＂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方面。＂好人法＂是否能维护公民权益？落地情况如何？还面临哪些问题？记者在广东进行了实地探访。

附有违法建筑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性

【裁判要旨】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对未经审批而改建、重建的房屋,可因现实状况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况不一致,将其认定为附有违法建筑并结构相连的房屋进而其限制交易。如何认定这类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实践中存在分歧。善意买受人根据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确信登记的权利状态与现实状态相一致,此信赖利益应予保护;根据区分原则,房屋因附有违法建筑而无法过户应属合同履行范畴,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这类合同如不具备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有效。出卖人负有将房屋恢复至原登记的权利状态并消除行政限制的义务。在买受人同意按现状交付并自愿承担恢复原状义务的情况下,出卖人应按诚实信用原则将房屋交付买受人,并于买受人将房屋恢复原状、消除行政限制后协助完成过户手续。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A’S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s one of the main bodie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show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first is in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the second is weak autonomy;the third is imperfect internal management along with insufficient social credibility. Therefore, we can try to seek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tate empowerment and the society itself to promote the enhancement of capacity,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subjective status and effective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for participating in national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