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兴”的取义与不取义

朱熹论“赋、比、兴”流传广远,其“兴”与旧说差异最大,争议最多。朱熹提出“托物兴辞”的简明定义,以此包孕“兴体不一”的巨大外延;又以理学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对“兴”作了取义与不取义的规定,即所谓“兴有二义”。“全不取义”的“兴”侧重于“兴”的文学修辞功能,使之作为文学创作手法,在与赋、比的紧密关联中一起参与诗歌审美意义的生成。“取其义理”的“兴”与朱熹理学思想“性情说”联系紧密,既基于求《诗》本义,使“兴”兼具创作论、作品论再到读者论等多个面相的理论品格;又以“淫诗说”“诗本人情”等主张开启了诗歌的文学向度,也展现了古典诗学的伦理美学特质。总之,“兴有二义”是朱熹“兴”论之整体,不可割裂分观。朱熹所重构的“兴”,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也是一种引譬连类的思维方式,更是一种情志沟通的存在方式。这既透露出朱熹作为文学家对诗性智慧的感知与观照,又展现了他作为哲学家的伦理责任与哲学关怀。

对朱子“兴”论的探析与反思

由一系列分析不难看出朱熹所说的"比"实际就是郑众、孔颖达等所说的"兴",而郑众、孔颖达等所说的"比",朱熹则将其完全归入了"赋辞"中。至于朱熹所说的"全不取义"的"兴"则更纯粹是他个人的发明,它与郑众、孔颖达等前人所作的论述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孤立地来看,朱熹的"兴"论思想也有他独到的地方,但是如果与郑众、孔颖达等前人的论述加以比较,其局限性无疑也是非常大的。

1900-1949年间关于“兴”的研究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产生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是一部跨越几个时代的经典。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其中赋和比都有较为公认的解释,唯独关于"兴"的解释始终缠杂不清。"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贯穿了整个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始终。本文以1900-1949年为时间背景,力图对这一时期的"兴"做阶段性研究,总结其发展流变和研究特征。

朱熹《诗集传》赋比兴的矛盾与犹豫

朱熹由于接受了郑樵《毛诗小序》不可信说,在他的《诗集传》对于《诗小序》阳违而阴奉,而取得显著成绩;但他又坚信郑樵"兴不取义"说,每章所标赋比兴,与对诗意解释却又发生矛盾;其次兴与比出现混淆,再次又把赋与兴混乱,还出现了"A而B"之类的兼体,愈多愈乱。使这部名著又激增了许多错误,即为兴不取义说所导致。而后者又得到徐渭、姚际恒与当代著名学者的支持,影响到了文学史的撰写,应予以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