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制度渊源及在中国的贯彻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公开承认强迫公民认罪的非正当性,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又一重大突破。要实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价值预设和法律功能,需要对其制度渊源与正当性作进一步的考察,以促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中国的贯彻与落实。

浅谈“如实回答义务”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影响——兼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程序保障

本文以对《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义务"的阐释作为基础,分析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在人权保障视角下,"如实回答义务"对我国的刑事司法进程产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如实回答义务"也会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发生冲突,本文提出应当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指导地位,从犯罪嫌疑人利益角度重新理解"如实回答义务",进而提供了旨在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提供程序保障的合理路径。

论我国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构建

随着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2004年的宪法修改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条重要原则写入宪法,在司法改革中对人权保障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在我国,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浅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产物。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有效贯彻该原则,值得我们探讨。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概念、与沉默权的比较、入法原因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分析,探讨如何将该原则更好地运用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其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中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制度性进步,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和人权保障事业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较大争议,主要表现在该条款原则性和统领性特点没有得到体现,且与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义务相冲突,为此应删除关于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义务的规定。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陈述义务

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内容,首次在立法中引入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与国际刑事司法中的沉默权有所不同。《刑事诉讼法》第118条保留了如实陈述义务,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沉默权,但又增加了"坦白从宽"的规定。以沉默权为连接点,协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陈述义务,为进一步完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提供程序保障,以使该原则真正得以落实。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本土化及出路——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起源于欧美大陆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现已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确立为一项通用的刑事诉讼原则。直至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正式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加入相关条文,并区别于沉默权和如实供述义务。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国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已有一系列“本土化”进程。进一步规定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违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法律制裁,将有助于谋划和完善该原则在我国的未来和出路。

浅析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我国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 罪”的规定,2018 年 10 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新修刑诉法仍保留了“不得强 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内容。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 有保障被追诉人人权的价值倾向,但是立场还不够坚定。对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系统和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增强人权保障理念,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 度的改革。本文以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为研究 对象,来浅析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概念、适用主体、行使 方式以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沉默权”的关系。

基本属性与核心概念之争——评析“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条款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此次被写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引起国内外关注。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又向国际标准迈进一大步的标志,该条款在有效遏制刑讯逼供问题上也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有关该规范的基本形式和核心内容的问题,或者歧义纷生,或者没有得到重视。从文本整体性和社会性角度来看,该条款在目前的中国不属于基本原则,也不具有原则规范所应有的分量。从欧美司法实践判例来看,"强迫"远远超出刑讯逼供的含义,对其判断的标准在行为角度和口供角度之间转换。

无罪推定原则之辨正

无罪推定原则被普遍赋予的含义是将判决之前的被指控人设定为无罪之人,此为保护性的暂时的实体设定,不存在反驳问题。贝卡利亚首倡的并非无罪推定原则,只是对有罪推定的否定。作为证明责任规范的无罪推定不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普遍含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部分地源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之义既非无罪推定,亦非禁止有罪推定,只是禁止在判决之前对被指控人的犯罪作肯定判断。在法治原则下无罪推定不是必须的法律技术设计。

我国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随着两个证据规定和刑诉法修正案的相继颁布,我国初步建立了刑事证据规则,并确立了若干项旨在规范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尽管在对基本原则的概括上存在一些争议,但本文认为有六项基本原则已经为中国刑事证据法所确立。这些基本原则各有其确定的含义,在中国刑事证据规则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吸收,但有些证据规则存在着与基本原则要求相悖的方面。基本原则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理,而有其各自的适用例外。准确地掌握这些基本原则的含义和例外,对于我们认识这些基本原则在确立和适用上的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

刑事诉讼证明妨碍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以《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为切入点

我国醉驾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被查获后当场再次饮酒"的,实践中以再次饮酒后的含量作为追诉的依据,这种以拟制方法规制证明妨碍行为的做法明显损害事实真相的认定,违反控方举证、疑罪从无的基本理念。应当收集其他证据间接证明驾驶时的酒精含量,并将证明妨碍行为纳入法官心证考量,或通过设立新的罪名来缓解证明的难题。

新《刑事诉讼法》下的无罪推定原则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二条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然而,司法实践表明,公安司法机关并没有树立无罪推定的理念并将之坚决贯彻执行。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律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理应得到足够的理解和重视。探讨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内容以及法律后果。

论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本文阐述了联合国人权公约中“不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意义 ,分析了强迫自证其罪的构成 ,提出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后果分为 :国家责任、实施者责任和取得证据的排除。文章分析了目前在我国确立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困难 ,同时也指出了这方面存在的有利条件。作者认为 ,在我国确立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不能一步到位 ,而需要逐步实现 ,并就此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与完善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归罪性提问、不得采用强迫性讯问手段、强迫供述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做出不利评价或推论以及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将其放在了证据章节中,限制了其原则性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其精神在整个刑诉法中的贯彻和影响。要更好地推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适用,应将其放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的基本原则章节中,确立其原则性地位,并为其规定合理的例外情形。

美国判例法中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及其相关规则

米兰达规则:不受非法程序强制的权利;施跃伯规则:限制强迫证明活动的权利;参尔利-强莱彻规则:允许从逮捕前的沉默中作出不利推断;格尔芬规则:禁止从被告人拒绝在法庭上作出证明得出不利推断;巴尔西斯规则:特权的同等效力限制。

刑事诉讼法律解释方法的顺序规则初探——以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应当如实回答之关系为范例的分析

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持续深入发展应当关注解释方法的顺序规则,细密、规范的法解释规则有助于严格、善意地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是防范司法解释部门利益化的需要,对于过于倚重价值权衡的解释方法之趋向也能发挥纠偏功能,归根结底是刑事程序形式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应依次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与例外情形下的目的解释。上述方法次序应用于第50条与第118条之关系的解释时得出的结论为,第50条确立了国际公约中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可以保持沉默,但这并非沉默权的规定。破解两个条文的矛盾,解释学方法具有局限性,留与立法解决更为适当。

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

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基础包括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和实践中的利益权衡原则。污点证人豁免是一种定罪上的豁免,不是量刑上的折扣,也不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应当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构建我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