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传播研究——关于传播“共同性”与“不可交流性”的探讨

自20世纪开始以学科方式建立以来,传播学一直是很多学者争相研究的热点,随之产生了有关传播的"可交流性"与"不可交流性"的争论。传播学究竟应该步入哪条河流?"可交流性"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但"不可交流性"带来了国家与国家之间传播的失衡,这种失衡已经慢慢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平衡的严峻问题。

数字时代交流的“不可交流”困境与他者伦理的要素探索

数字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种“交流神话”,这种进步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将不断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实现更流畅的人机交互,使他者在场而具有可接近性。然而在真实的交流中,误解、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从未消失。由于交流中永远存在他者,因此不可交流性是交流中固有的、技术工具所无法克服的特征。既有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因素在数字时代的延续,虚拟交流中责任感的缺乏,以及承受孤独、沉默和无聊能力的降低,使不可交流在当代社会中成为一个问题。面对数字时代不可交流的困境,我们亟须一种关于交流的他者伦理,这种伦理将他者置于基础性地位并将自我视为与他者关系中的衍生品。他者伦理强调了交流的嵌入性,并使交流中倾听的重要性胜过言说。

从“桥与门”到环境:人与媒介的关系变迁

生活环境的逐步扩大使得媒介在人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提升交流效率的追求催生了新的媒介技术,而每一种新的媒介技术问世又会引起人们对它将如何改变社会生活产生困惑,这些困惑上升到哲学思辨的层面产生了一个问题:媒介的本质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对传播学部分经典文献的梳理,总结出人们看待媒介的三大视角——作为桥梁的媒介、作为门的媒介和作为环境的媒介,三种媒介观背后反映出的是对媒介本质和人与媒介的关系的不同思考,这三种媒介观本身又是继承发展和相辅相成的关系,他们共同展示出对人与媒介关系认知的不断深化。

传播思想史的“两条河流”

"传播"一词意义丰富,最基本的解释是"交流""交往"和"沟通"。围绕着交流的可能与不可能,传播思想史的论述分化为两条河流,一条探索人的不可交流性,一条围绕共同性展开叙述。前者以哲学思辨为主,后者拥抱实用主义。根据现象学的分析,人的交流具有双重性——不可完全掌握他者的意义,但也并非全然不能理解。从思想史跳出来看,对共同性的追求是政治世界和日常生活更为显著的话语。本文认为,我们应该建立"免于交往的自由"之观念,承认和尊重人的不可交流性,进而实现一种关于交往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