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冯友兰与维特根斯坦美学的一种比较研究

冯友兰与维特根斯坦都对“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之间的区分以及这种区分的哲学意义有清楚的认识,而且尤其关注“不可说的”。然而,学术界似乎更重视他们用“正的方法”说出来的“可说的”,而不太关注他们用“负的方法”说出来或没有说出来的“不可说的”,从而掩盖了他们的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本文采用一种比较研究的形式,力图突出维特根斯坦和冯友兰用“负的方法”暗示的“不可说的”美学思想的重要意义。

“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区别——前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根本问题

阐述在前维特根斯坦哲学看来,哲学问题的产生根源于哲学家们对语言逻辑的误用,而这种误用的直接表现就是超越语言的界限去说那"不可说的"。前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将那些能用语言所述说的与那些不能被述说而只能显示的东西相区别,这也被其视为"哲学的根本问题"。维特根斯坦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不仅彰显了其自身哲学的独特魅力,而且也为"语言哲学"乃至整个哲学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说不可说的形而上主体

主体问题历来是西方哲学的一个热点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对主体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 ,为我们研究主体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想通过对《逻辑哲学论》中的主体问题加以分析 。

作为不可说的形而上学的“道”与“反者道之动”

对于“反者道之动”一句的解释在学界分歧较大,而这一分歧集中在原文中的“反”是“反”还是“返”以及有无关系这两个问题上。本文以简本为标准文本,以“道”作为不可说的形而上学和宇宙生成论这种两意性为核心出发,考察了“反”和“返”在老子文本中的不同含义以及“有、无”和“道”之间的关系。最后发现,在“反者道之动”一章当中,所说的“道”是不可说的形而上学的,所说的“反”是作为向“道”的方法,故应作“返”理解。

流变·敞开·不可说:作为事件的记忆诗学

事件哲学和记忆研究都聚焦于对历史事件的诊断和反思,因而二者具有天然的契合度。事件作为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变性、敞开性与不可言说性都与记忆的运行机制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事件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先验论及常规秩序的打破,为记忆对现存秩序、框架的背叛研究提供了启发,即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共同体秩序合谋的记忆构建中,从不同记忆版本中发掘被遮蔽和忽视的记忆。只有敞开记忆、发现记忆奇点、正视记忆,才能开拓出一条通向全新未来的道路。

“可说”、“不可说”与语言非工具性

思维的维度分为两种:语言维度和非语言维度。这两个维度都可以通过表达方式在人际间进行沟通。语言维度通过语言符号来表达,非语言维度通过非语言符号来表达。语言符号的表达称为"可说",非语言符号的表达称为"不可说"。"可说"和"不可说"都是人类思维的重要表达方式,两者相互补充共同完成人类思维的表达。同时,"可说"和"不可说"具有共同的性质。"可说"和"不可说"是人类的共性表达。语言表达与非语言表达的统一性及其互补性所表现出的递归和自返特征体现了语言的非工具性质。

现代音乐: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

传统对音乐美的理解错置在认识论框架下,偏音乐的可说性于一隅,从而遮蔽了音乐的不可说性,失去了对音乐美的原本精神体认。站在现当代美学特别是现象学美学视野,当把对音乐美的理解归位于本体论语境,就会深感其音乐美的魅力就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而这恰恰是现代音乐所遭遇的必然境遇。

论民族精神的可说与不可说

民族精神的话题有可说与不可说之分。一般民族精神是可说的 ,特定民族精神是否可说则不能一概而论。特定民族精神有实然层面的谈法与应然层面的谈法。在实然层面谈论特定民族精神既是不可证的 ,也是不利的。在应然层面谈论特定民族精神则没有以上问题和顾虑 ,既是可说的 ,也是有利的。所以 ,我们最好只在应然层面谈论特定民族精神。

“体不可说”及其对策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中的一种普遍性体验,中西哲人都意识到,对于终极的真实无法作出陈述或者判断,由此形成"体不可说"的见解及相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方法的选择,道家以"无"为"体",从方法论角度反面说无,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概念范畴立论,从认识论角度正面说有。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一些西方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的有限度问题,而在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学建构中,"以负代正"和"遮诠",成为代表性的表述方式。

寻道之路:“不可说”与“不立文字”——维特根斯坦思想与禅宗思想之比较

维特根斯坦一生对哲学的批判、瓦解和创新,成绩斐然,他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那富有神秘性的、不可言说的思维方式和"语录体"式的叙述风格与中国禅宗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维特根斯坦是通过"看"和"显示"来呈现"不可说";禅宗则是通过"默照禅"和"以势示禅"来显示"不可说",二者"殊途同归"。维特根斯坦的思、言和行都与禅修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里的东方禅师。

维特根斯坦“不可说”思想的理论价值

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中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在语言中划出一条界限: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明白地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则必须对之沉默。维特根斯坦是以可说意谓不可说,不可说的东西才是他的全部心意所在。不可说的是世界之外的神秘的东西,以形而上学主体为核心构成了一个超验形而上学体系。不可说的形而上学有积极的理论价值但也对他的哲学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借“易”说艺——美的可说与不可说

"易"具有论幽明主变动的自然本体观,这种立足于"当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基础上的视域,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经验感动而疏远名理辨析,与文艺美感活动一脉相承。本文通过"易"独特的联系自然的思维方式,推演艺术与美。在美的可说与不可说、概念与非概念的统一和超越中,美成为最崇高和最珍贵的事物,它既是确定的,又是非确定的;它是最混沌不清的,又是最撼人心灵和不可取代的。美一旦形成为"秩序",便失去了它作为美而继续存在的价值。美无时不在"隐"与"显"之间转换,总是在有与无、语(可说)与默(不可说)之间往来游荡,无所驻足。

说说“可说”与“不可说”——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逻辑哲学论》中的两个概念"可说"与"不可说"是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思想的关键;前者指有意义的命题,主要是自然科学命题,是可以清楚地说的;后者则包括"伦理"、"美学"、"形而上学"等不表达关于世界的事实的东西,是不可说的。哲学本身也是不可说的。

论逻辑在语言中的应用——评维特根斯坦的“可说”与“不可说”思想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界限”论,即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其它各种论题的基础。“可说”与“不可说”不仅是维特根斯坦阐述其哲学的主题,而且是维特根斯坦进行哲学思考的范式与界限。因此,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界限”论对于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整个《逻辑哲学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不可说”到“神秘主义”——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探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多处谈及"不可说"的东西。他认为逻辑形式、哲学问题、伦理学、美学和神秘的东西不可说,不可言说常常同神秘主义有缘。然而,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倾向与传统的神秘主义有着截然的不同,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是对世界的结构进行逻辑考察的结果。

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与语法范畴的不可言说性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逻辑哲学论》中"对于不能谈论的事情,就必须保持沉默"的论题,引起了哲学界和语言哲学界众多学者关于什么是"不能谈论的事情"的种种探究、解释和验证。本文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维特根斯坦"图像论"的理论指向,以语法范畴的不可言说性为例验证其解释力,在研究对什么保持沉默的过程中,探讨维特根斯坦"图像论"的理论意义,凸显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对语言学研究的价值。

休谟“道德不可理证”说的人伦向度与现实启迪

休谟“道德不可理证”说是以自然人性为基奠的 ,对人性的追溯与关切奠定了休谟伦理的人学座架 ,而“感性世界”的道德视角则赋予其道德学社会生活实践的本性与人伦情怀。休谟将事实与价值明确区分之后 ,人在道德中的主体价值与地位被确立起来 ,由“道德不可理证”引出的功利与同情的道德原则既是对其自然人性出发点的回归 ,又彰显了“人性完善”的价值尺度 ,是休谟伦理学人性关切与人伦诉求在更高层面的体现。休谟伦理学具有丰富的现实启迪。我国要建构具有“真实性”的道德体系并发挥其应有的精神整合力 ,就要突破僵化的道德理性束缚 ,赋予社会道德现实人性内容与人伦情怀 ,同时探究情感化的心灵教育之道 ,使社会道德给人以向往“家园”

偶然防卫不可罚说存在的疑问

偶然防卫的案件在实践中比较罕见,但是该问题对于区别学者在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具有试金石的作用。随着结果无价值论的影响在我国不断扩大,偶然防卫不可罚说逐渐有力。但是不可罚说在偶然防卫的概念、论证思路等问题上存在疑问,且在具体案件当中,贯彻不可罚说可能会得出不合理的结论。因此,采取未遂说,在极其特殊的场合肯定偶然防卫的不可罚性是比较稳妥的结论。

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冯友兰“负方法”之比较

维特根斯坦早期的逻辑分析思想与冯友兰先生的形上学之"正负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和相异性。运用比较的手法,对二者的关系作些梳理和分析:首先,二者相对应的"可说"和"正的方法"存有同源同归之处;其次,二者的"不可说"和"负的方法"又发生了殊途之别;文章最后就二者之间的这些差异作了原因的追溯和探讨。

未遂教唆不可罚说之提倡

未遂教唆要求被教唆者的行为必须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不能犯不可能产生这种危险,所以必须把不能犯排除出未遂教唆的对象范围,否则徒增理论上的繁琐。与此同时,应采用修正的客观危险说对不能犯进行排除。未遂教唆的教唆者在主观上不具有对构成要件结果的认识,也不具有对结果的意欲,所以不具有教唆犯的故意;在客观上具有使被教唆者的行为终于未遂的内在根据和外在根据,能够有效地支配结果的不发生。不可罚说能够对被教唆者的行为进行妥当处理;缓解教唆者和被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未遂教唆的错误场合,不可罚说能贯彻其立场,并同时兼顾责任主义的要求。陷害教唆不属于未遂教唆的形态之一,两者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陷害教唆的教唆者对构成要件结果的不认识没有客观依据,具有教唆犯的故意,所以具有可罚性。认定陷害教唆可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