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群的消费结构研究

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消费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利用我国省级层面不同收入组群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数据构建消费需求函数,研究收入约束对我国城镇居民各类消费品消费支出弹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对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居住等消费品的支出弹性较高,各收入组的组间差异并不明显,但都具有相当的消费潜力;衣着、医疗保健等消费品的支出弹性随收入组等级的提高而呈递减态势,中低收入组家庭的敏感度要高于高收入组家庭;城镇居民对食品和家庭设备等生存必需品的消费敏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前者随收入变化呈倒"U"型变动,后者与之相反。为此,政府在制定宏观消费政策时,应考虑不同收入组群的消费结构差异,以期更好地实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江苏省不同收入组居民消费计量研究

使用2003—2012年的江苏省统计数据,通过改进的ELES模型模拟估算出不同收入组在不同消费类别上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研究发现低收入组农村居民的基本消费难以得到满足,中低收入组对消费品价格比较敏感,而中高收入水平农村居民的消费率明显不足。各消费类别中食品消费需求旺盛,发展性、享受性消费对价格敏感。提出了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重视农村教育和培训、提高食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以及制定合理有效的价格政策等多方面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分析

本文对我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同时利用恩格尔扩展模型建立消费需求函数,对各项消费品的需求支出弹性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存在明显差异,对食品等生存型的消费品支出弹性随收入增加依次递减,对改善生活和发展类的消费品呈递增趋势。由此,在关注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制定产业政策需要更多关注重点收入组群的消费需求。

基本养老保险对不同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差异——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养老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会显著促进家庭的消费,持有养老保险会使得家庭消费增加13.4%;考虑负债后,持有养老保险使得家庭消费增加10.6%,下降了2.8%。从不同收入层次家庭来看,养老保险对高收入家庭、较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低收入家庭、较低收入家庭以及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持有养老保险对城镇家庭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新进城镇家庭有抑制作用;退休家庭与未退休家庭,养老保险都会显著刺激家庭消费,但是退休家庭养老保险的刺激作用更大。同时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都会正向刺激家庭消费。

广西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对策

收入差距扩大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之一。基于广西城乡、不同收入组、不同行业间的收入数据,分析广西收入差距现实状况,进而为广西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提供对策。

中国城镇家庭退休消费困境的统计检验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2013年的数据,利用模糊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城镇不同收入家庭退休前后消费支出及消费结构的变化。结果表明：（1）不论是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均不存在明显的＂退休消费困境＂,但退休前后家庭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作相关消费减少、教育培训消费减少、与健康相关的消费增加,即城镇家庭的消费结构总体有所调整,但并没有降低生活水平的迹象;（2）低收入家庭对工作状态的变化更加敏感,其中,衣着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美容支出比高收入家庭降低更为明显;（3）优越的家庭条件保证高收入家庭各项支出不受资金约束,甚至有了充足的闲暇时间以后,外出就餐消费有增加的倾向。

论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的福利影响

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其波动对居民的经济福利会产生影响。运用中国1995～2010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IDS需求系统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粮食消费的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借鉴Minor＆Goletti福利效应模型，测度了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福利效应，粮食价格下跌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0．52％、0．32％和0．19％。而粮食价格上涨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一0．14％、一0．74％和一0．4％。基本结论是：粮价上涨，城镇居民福利损失，粮价下降，城镇居民福利改善。由于粮食需求收入弹性随收入等级增加而逐渐降低，粮食自价格弹性随收入增加由缺乏弹性变为富有弹性，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大于中、高收入人群。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通过完善价格补贴制度等措施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水平。

消费者异质性、最低质量标准提高与个体福利分配

在当前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正在全面提高食品最低质量标准,有关最低质量标准提高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有待探讨。本文借鉴新古典供需水平位移模型,从理论上来分析最低质量标准提高前后消费者福利的变化,创新性发现可以用消费数量的变化方向来判定消费者福利的变化方向。随后依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国居民的羊肉消费数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模型来判定消费者福利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最低质量标准提高显著降低了消费者福利。基于不同收入组城乡消费者肉类消费数量进行个体福利分配研究,结果发现,最低质量标准提高对不同收入组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会增进高收入组消费者福利,但是会减少低收入组消费者福利。建议政府在提高最低质量标准时要充分考虑低收入者福利,以防提高最低质量标准成为高收入者增进自身福利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