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碳排放的“污染者避难所”效应吗?——基于不同来源地FDI数据的再检验

按照生产要素密集度行业划分标准,将对华FDI主要来源地划分为三大类,依据1997~2013年不同来源地的FDI数据,对不同来源地FDI与我国碳排放的相关性进行了再检验,以此论证中国是否成为碳排放的＂污染者避难所＂。结果发现,来自我国港澳台地区的FDI加剧了我国的碳排放量,证实了＂污染者避难所＂效应的存在,而来自欧美国家及韩国、新加坡等地的FDI对我国的碳排放却具有较强的改善作用。

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创新效应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基于2001-2011年中国17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实证考察制度因素对于FDI创新效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创新效应有推动作用;不考虑制度因素,港澳台来源FDI的创新效应为0.028,其它来源的创新效应为0.15;考虑制度因素时,港澳台来源FDI的创新效应达到0.45,其它来源FDI的创新效应为0.18;不同制度对于不同来源FDI创新效应的影响存在差异。

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地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比较传统的市场规模、劳动力、土地成本等一般影响因素,我国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差异也可能会对FDI的流入量产生影响。区别于已有以FDI总量为研究对象,本文基于我国22个省份2004~2012年面板数据,研究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不同响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差异对日本和新加坡的FDI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发现,香港和韩国更看重中国大陆的市场和资本聚集度,而欧美发达国家偏好那些技术缺口较小、劳动力质量较高的地区,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成为主要关注因素。

不同来源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数据的经验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逐渐扩大在推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加剧了我国的自然环境恶化。由于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目的、产业结构、能源效率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从而它们对于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也是不同的。本文采用1986-2013年间的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检验了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来源于欧美和日韩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碳排放相关性不强,而来源于港澳台和其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有较显著的相关性。

在华不同来源地FDI溢出效应比较

国内外诸多研究均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具有正溢出效应。但不同来源FDI因其投资导向不同,应该具有不同溢出效应。随着港澳台FDI的下降、欧美日等FDI的增加,FDI对中国经济发展溢出效应也有所变动。本文通过计量分析得出其他外国FDI溢出效应明显强于港澳台FDI的结论,并对其成因进行解释,并进而提出中国调整FDI政策性建议。

不同来源地境外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的估值影响

选取1991—2018年间美国及中国香港市场的数据,从境外公司上市的市场表现和公司估值两个层面,运用事件研究法及Tobin’q模型研究了境外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估值的时变性和不同来源地的差异性特征。研究发现:从时间层面看,境外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整体估值水平的影响随公司存续时间发生变化,具有显著的短期正面溢出效应,且目的地市场成熟度与短期正面溢出效应正相关,长期负面溢出效应与公司来源地有关;从不同来源地看,不同来源地境外公司上市对目的地市场整体估值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来自成熟市场境外公司的正面溢出效应更显著,而来自新兴市场境外公司上市具有负面溢出效应,且当目的地市场与公司母国市场成熟度差异越大时负面溢出效应越大。

FDI不同来源地对我国碳排放影响的差异性分析——基于我国内地1996—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1996—2016年我国内地1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TIRPA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不同来源地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研究发现:来源于中国港澳台地区的FDI会增加碳排放;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FDI由于投资领域及技术外溢的作用会减少碳排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地区的FDI对碳排放并没有明显的影响。结论:应该提升FDI质量,减少FDI对我国碳排放的不利影响。同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提升我国的技术吸收能力。

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的FDI快速增长,而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却不断恶化。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来自港澳台、美国、日本、欧盟的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来自港澳台、日本的FDI均导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来自美国的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有改善作用,但不明显,来自欧盟的FDI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有恶化作用,但不明显。

不同来源地FDI对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参照著名学者Lall的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划分方法,对江苏出口商品进行了技术水平的划分,并利用熵值法计算出了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继而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考察了几组具有代表性的来源地FDI和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指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来源地的FDI对江苏出口商品技术优化的影响是不同的。来自欧美的FDI虽然占比最少,但其对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占比最多的港澳台地区的FDI对江苏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是相对最弱的。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今后江苏进一步利用FDI促进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母国特征与投资动机——新时期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摒弃了"从溢出渠道研究东道国受益情况"的传统思路,强调跨国企业的母国特征对企业投资动机进而对东道国溢出效应(贡献)的决定。本文进一步利用1995—2011年按两位码分类的中国工业行业分布滞后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了不同来源地FDI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本文经验研究发现:美国FDI主要涉及高技术产业,对溢出效应的控制也最为严格,对中国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贡献在当期显著,滞后期则明显减弱;以追求高市场化程度为战略目标的欧盟FDI与中国工业绩效改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东(南)亚跨国企业侧重于利用文化趋同性来降低劳动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自这一地区的FDI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贡献明显强于资本密集型工业。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只有果断转向差异化的外资战略,善于利用外资倒逼效应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才能保证外资有助于中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