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对不孕夫妻家庭关系影响的伦理探究

代孕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是,代孕可能破坏夫妻关系,使母子关系复杂化。辨析了代孕对不孕夫妻家庭关系产生的伦理问题,首先,代孕女性不同于介入婚姻关系的"第三者";其次,以代孕破坏夫妻关系的潜在、不确定风险为由反对夫精妻卵妊娠型代孕令人难以信服;再次,辨析代孕产生的两个母亲身份看似复杂但分工明确,有利于保障代孕子女的生命与成长利益;最后,提出代孕对家庭关系伤害的最小化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家庭文化宽容度。

不孕夫妻十年求子路

随着中国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曾经未被充分关注的不孕不育现象逐渐浮出水面。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团队的全国生殖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结果显示,2007-2020年间,中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升至18%。2021年,摄影记者蔡颖莉曾在本刊《显影》栏目发表了徐志芳和宋加兴夫妻屡次做试管婴儿求子失败的故事。过去三年里,蔡颖莉仍在持续关注他们,今年,这对夫妻终于得偿所愿,喜得一女。在他们的故事背后,不仅交织着医学难题、传统伦理、经济负担等,更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博奔。

王敏淑教授治疗夫妻双方不孕不育案

夫妻双方均有相关疾患的不孕不育症,其中男方为精子数量、活动力均偏低,中医辨证属肾阴阳两虚夹血瘀,经双补肾之阴阳、活血化瘀治疗,精子数量、活力均增加;女方为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医辨证属肾虚血瘀夹痰湿,经补肾活血、祛湿化痰治疗,症状、化验指标显著改善,而终得有孕。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的不孕症夫妻性压力和婚姻调适的关系研究

目的:调查不孕症夫妻婚姻调适现状,分析不孕症夫妻性压力和婚姻调适之间的关系,为医护人员制订干预措施来帮助不孕症夫妻改善社会心理适应结局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在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就诊的312对不孕症夫妻,采用性压力量表和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量表进行调查,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和Pearson分析法,分析夫妻双方性压力和婚姻调适相互影响的路径关系。结果:妻子和丈夫的性压力均能够预测自身婚姻调适(β=-0.51、-0.43,P均<0.001),即主体效应明显;在客体效应方面,妻子性压力能够预测丈夫的婚姻调适(β=-0.15,P=0.006),而丈夫性压力对妻子婚姻调适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不孕症夫妻存在婚姻失调的问题,夫妻的婚姻调适与个体和客体性压力密切相关。因此,将不孕症夫妻视为一个整体,关注不孕症夫妻的二元交互影响,对改善不孕症夫妻社会心理适应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夫妻双方不同治疗阶段的生育生活质量与焦虑水平现状及相关性研究

目的调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夫妻双方在不同治疗阶段的生育生活质量和焦虑水平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两者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北京市某三甲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收治的714例接受IVF-ET治疗的不孕不育夫妻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育生活质量量表(FertiQoL量表)和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进行调查。结果IVF-ET夫妻在进入周期首日和胚胎移植当日焦虑水平得分分别为(84.81±18.79)分､(78.80±18.83)分,生育生活质量得分分别为(55.23±11.35)分､(57.74±11.73)分,不同治疗阶段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夫妻双方在不同治疗阶段的焦虑水平与生育生活质量均呈负相关(P<0.05)。不孕原因､既往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史､现助孕周期次数是焦虑水平和生育生活质量的共同影响因素(P<0.05)。结论IVF-ET夫妻焦虑水平较高,生育生活质量较低,且其受到多因素影响;焦虑水平越高,其生育生活质量越低。在IVF-ET过程中,医护人员应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为其提供及时､恰当､有针对性的心理指导。

“精”力不济,影响生宝宝吗

不孕,40%源于男方,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不孕不育率已达15%,且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很多家庭一听到“不孕”,就容易把过错强加在女方身上,然而,在不孕夫妻中,40%来源于男方因素。俗话说得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是从1973年至2018年,这短短的45年间,全球男性的精子数量下降了62%,浓度下降了51%,更为重要的是,精子浓度的下降速度越来越快。按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导致人类生育率的降低,甚至可能会威胁人类将来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