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家庭支原体感染调查及药敏分析

目的了解不孕家庭支原体感染及抗菌药物治疗的药敏情况,为临床诊断和合理治疗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男性取精液、女性取宫颈拭子送检,进行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68个不孕家庭中23个家庭有支原体感染,占33.8%。在感染家庭中,男性20例占87%,女性23例占100%,女性高于男性。其中解脲支原体22例,占感染者的95.7%,人型支原体仅1例占感染者的4.3%。10种抗菌药物药敏试验结果表明,阿奇霉素和交沙霉素敏感率较高,达95%以上。林可霉素和罗红霉素敏感率较低,均未达到50%。结论在诸多不孕因素中支原体感染已占33.8%。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该地区以解脲支原体感染为主。抗菌药物应在药敏试验结果指导下使用或首选阿奇霉素和交沙霉素。

不孕症家庭病耻感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中的研究进展

生育是人类基本的权利,而不孕是全世界育龄期妇女都有可能面对的问题。我国不孕的患病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1%~2%上升至今天的10%~15%,且仍在继续升高[1]。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vitro fertilizationand embryo transfer,IVF-ET)技术是治疗不孕的重要手段,成为许多不孕患者的最终希望,但现阶段IVF-ET妊娠率并不能达到100%,不孕患者生育的基本权利及社会繁衍功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近期研究[2]显示,大部分不孕患者家属出现连带病耻感,不仅影响IVF-ET成功率、患者婚姻质量,增加IVF-ET治疗中断率,同时影响患者接受治疗的依从性,导致患者社会关系紧张、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的社会功能紊乱。笔者就不孕症家庭病耻感在IVF-ET中的结局研究展开综述。

城市青年不孕症家庭的关系研究

保证种族绵续是家庭最为基础的功能,然而在社会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城市青年不孕症家庭问题突出。本研究从家庭关系角度入手,探究城市青年不孕症家庭问题及其背后的文化机制。研究发现,青年不孕症家庭夫妻关系呈现三种类型:风雨同舟型、怨声载道型、顺其自然型;代际关系呈现三种类型:和睦相处型、长辈公开羞辱小辈型、小辈拿长辈撒气型。文章讨论了当代话语下家庭关系变与不变的层面,家庭关系中代际关系、生育观念、家庭观念以及女性地位发生改变,而传宗接代观念、家庭主轴以及社会网络关系重要性不曾改变。这变与不变的背后蕴含着政策层面、医疗技术水平、城市化水平、传统观念与当代观念的制衡以及个体化思想的出现等一些重要的社会与文化机制。

社会性别视角下不孕不育家庭的困境分析

不孕不育给个人和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和痛苦,是影响家庭关系的重要危机。在社会性别视角下,不孕不育家庭遭遇五点困境:一是受血脉传承传统思想的影响,夫妻双方都重视传宗接代的重要作用,女性需要承受更多的生育压力;二是女性作为治疗主体更易受不孕及其治疗的干扰,人生进程更容易被打断,面临着专心治疗与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三是治疗的压力和艰辛影响夫妻和睦与家庭稳定,弱化了爱与归属感;四是在人际交往上,女性较男性更容易遭受社会偏见;五是女性更容易将子女视为完整家庭的必备要素和人生价值所在,没有子女使其难以实现传统文化框架下的人生价值。针对这些问题,可从个体、家庭、社会等角度出发缓解不孕不育家庭困境。

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

现代辅助生殖技术(ATR)在给无数不育不孕家庭带来了福音的同时,也对现今的伦理和法律形成新的挑战。通过对独身女性申请权、冷冻胚胎以及医疗资源的分配等ART应用中若干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医学标准与管理规范、重视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加强政策调控与法律保障,将会有利于解决ART引发的问题,推进ART发展,并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