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之不孝罪浅析

受宗法制度的影响,中国古代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平民百姓,都特别注重孝道,不孝被视为严重的犯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今天,“不孝罪”的大部分精神和条款已失去意义,但尊敬、赡养老人的精神仍可被当今的立法所吸收。

汉代“不孝入律”研究

汉代是孝伦理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与褒扬孝道相对应的就是"不孝入律",对后世封建法制影响深远。由汉代各类不孝罪及对不孝罪条文和法制实效的结合、比对入手,分析汉代"不孝入律"的发展、演变过程,可探讨汉代"不孝入律"的特征以及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的历史流变。

试论宋代对不孝行为的惩处

在宋代,谋杀、殴打、控告、斥骂、诅咒祖父母和父母,违犯祖父母和父母教令,祖父母和父母在世而别籍异财及供养有阙等均属于不孝行为。宋代对各种不孝行为制定了缜密而严厉的惩处法令。在惩处实践中,朝廷并非采用单一的刑事惩处,而是以有利于祖父母及父母晚年养老生活为基本原则,在必要的刑事惩处外,多采用劝诫教化、剥夺财产继承权及经济援助等惩处方式。这种灵活的惩处方式不仅有利于家庭养老模式的顺利推行,同时对维护社会伦理秩序也有重要作用。

秦汉不孝罪考论

秦政府为维护家长权威 ,对破坏亲子关系犯不孝罪者处以重刑。西汉前期不孝罪的范围逐渐扩大 ,惩处也愈加严厉。宣帝以后对不孝罪的处罚变轻 ,对普通不孝罪的惩处逐渐脱离刑法而转为教化改造。但是对严重不孝行为处以重刑的法律并未完全消失 ,经过演变终于在唐律中形成集大成的不孝罪群。

“不孝有三”考

该文对“不孝有三”赵岐注提出质疑。指出赵岐注既与孟子本人关于孝的观念相抵牾 ,也和孟子之前的儒家学者关于孝的思想大相径庭。该文认为“不孝有三”是孟子引用的古语 ,是原始宗法制时代人们的孝的观念。赵岐注没有搞清原始宗法制和地主宗法制的区别 ,没有搞清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人们伦理观念的区别 ,错把秦汉时建立在地主封建制基础之上的伦理观念等同于原始宗法制时代的伦理观念。该文在对赵岐注批判的基础上指出 ,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孝有三个层面 :其一 ,“生 ,事之以礼” ;其二 ,“死 ,葬之以礼” ;其三 ,在死后的漫长岁月 ,子子孙孙“祭之以礼”。并进而得出结论 ,“不孝有三”应该是 :生不敬顺 ,一不孝也 ;死不礼葬 ,二不孝也 ;无后绝祀 ,三不孝也。

秦汉不孝罪考论

中国古代家国合一的族姓统治形式和忠孝一体的哲学观念,是不孝入罪的社会背景。不孝罪随着时代的发展、孝观念的变迁而变迁。它在先秦社会是一种轻罪,到了战国时期的秦,始被刑罚认真对待。两汉四百余年,不孝罪又随着以礼入法的进程越来越受到重视,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西汉初不孝罪只限于不养亲、殴骂杀伤尊亲、诬告尊亲、不听教令等罪名。刑律似乎对轻慢父母、妻后母之类没有特殊关注,尤其是居丧奸、居丧嫁娶、居丧生子、别籍异财等更是社会正常现象而不被刑律所涉及。西汉中期以后,这些罪名相继入律,至东汉"与母别居"也成为不孝罪的内容之一。之后各代,沿着汉代以礼入法的进程步步深入,对于不孝罪的惩治愈来愈重,到唐律终入"十恶不赦"之条,永不得翻身。

《唐律疏议》之不孝制度——“得意忘形”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对唐律特征所作的一个经典性评价。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唐律"一准乎礼"的定评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唐律中不但存在大量不依礼制律的"阙文",而且存在一些不尽合礼的"异文",这些"异文"在执行中难免变形,乃至成为"具文"。实际上,系统研究唐律不孝制度,就会发现"阙文"、"异文"以及"具文"的存在反而是唐律"一准乎礼"的最好例证——得礼义之意,忘礼制之形,"得意忘形"因此"更准乎礼"。

农村不孝的原因及治理对策──基于临沂市H镇对老年父母孝敬情况的调研

通过对临沂市H镇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调研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家庭不孝问题呈多发趋势。究其原因,不孝多是懦弱的儿子或霸道的儿媳造成的,不孝的家庭传统、老多少寡的家庭结构和不佳的家庭经济,以及孝社会化、家庭核心化和不良风气也有影响。改变农村不孝多发的局面,既要加强孝道教育和宣传,构建孝的家庭和社会;也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空闲时间,增强行孝能力;更要加强对不孝的社会干预,依法惩治不孝行为;同时,国家和社会也要承担起孝的责任。

徽州民间故事中的“孝子贤媳”与“不孝女”——论徽州民间家庭伦理观念

从徽州民间故事中的"孝子贤媳"、"不孝女"等角色类型入手,深入剖析徽州民众"孝亲"观和"子女"观的道德结构及其悖论性。

大学生不孝极端行为析论

行孝是几千年来人们推崇与奉行的事亲奉上的传统美德。但近年来,大学生出现了自杀、弑父、弑母等不孝极端行为。本文从中国孝文化视角分析了大学生产生不孝极端行为产生的原因,提出了抑制大学生不孝极端行为的思路和对策。

“不孝”文化及其生成逻辑:基于L村农民日常生活的考察

"不孝"行为及其背后"解释"和"接受"机制的日常实践逻辑分析可以作为"孝文化"当代际遇研究的一个参考。华北农村L村"孝道"的底线体现为从物质供应到生病医治和精神顺敬的"养"以及"葬"的隆重和祭祀的严肃与守时。日常生活中四种不孝行为包括"师出有名"的不养,即以老人身体硬朗、没有尽到隔辈抚养义务、兄弟间的不公正对待等理由的不孝;对非亲生或绝症父母"情有可原"的不医治和疏忽;对父母离世的形式化"哀伤";"不葬"以及祭祀本意的"消亡"。这四种"不孝"行为被村落文化予以谴责、忽略和宽容,其背后是基于农村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场域形塑机制的变化,其动力来自农民"过日子"的伦理价值导向的演变,即"钱"构成了农村以家庭为单位过日子的竞争标准。这种变化是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应该参考和关注的。

宋代不孝行为及地方官员的应对——以真德秀为中心

弃养、侮辱、控告、虐待甚至谋杀祖父母、父母,是宋代社会较为常见的不孝行为。南宋名儒真德秀在处理、应对不孝行为时,除诉诸法律手段外,更多地运用劝谕、奖励孝行的方式。借助劝谕榜文,向民众传布孝养思想,是真德秀推行教化、砥砺风俗的重要手段。通过榜文的发布,使“孝”这一道德准则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内化为一种观念、习惯。真德秀对割肉疗亲行为的奖励,更多的是基于对民间不孝现象的不满,希望通过扬“善”抑制不孝行为的发生,但并无法感化不孝子孙,反而使民众的孝养行为趋于异化。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中的传统孝道心理探微——以“贤德孝子”和“不孝儿媳”故事为例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这部记载宋元民间故事的"夷坚体"志怪笔记体小说中有许多"贤德孝子"和"不孝儿媳",孝子们的孝行令人感动,但是有些愚孝行为令后人困惑,一些"事姑不亲"的故事续写了父母受子女虐待后的惩罚与报应,但是在孝与不孝故事和传统的孝道背后,隐藏与涵盖的是孝道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道观探析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一种孝道观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学界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解意见不一。考察前人所述并结合当时实际发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观,不是简单地把不能生育后代视为最大的不孝,而是把不能实现家族在血缘、精神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延续和传承视为最大的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精神文化传承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不应被忽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释义之辨误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孟子在《孟子》一书中对孝道的解释,流传甚广。然自东汉末年赵岐所注的《孟子章句》至今人杨伯峻所注的《孟子译注》对此句的解释均颇多自己的见解,也有诸多的谬误之处。试在回归历史人物的时代、生平与原文字义的基础上,对前贤的偏颇加以辩证,对于当今学界的质疑之处,给出自己的见解。

试论传统社会中的不孝之罪

中国传统的孝是中国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的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孝,通过孝的调整来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不孝罪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对不孝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从而更好的维护父权,进而维护皇权。不孝罪被赋予独特的法律内涵。

清代不孝罪述评——以《刑案汇览》有关案例为依据

本文以不孝罪的源流入手,首先以《刑案汇览》有关真实案例为依据,结合《大清律例》中具体行为类型的规定了解不孝罪的来源,并对不孝罪的具体条款进行了剖析,然后以唐律中不孝罪的规定为基本参照,分析清律中不孝罪与前朝的沿袭和继承。最后简单梳理和回顾了全文的大致脉络,对不孝罪的变化所体现的道德与法律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简要概括。可以说清律不孝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继承隋唐律法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变化。

从孝爱双全到“不孝之子”——《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形象新探

如何分析认识焦仲卿的性格,是评价焦仲卿形象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文学评论中所沿袭的焦仲卿性格软弱论,值得质疑。只要将焦仲卿和刘兰芝在矛盾冲突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不同斗争方式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就可看出在反抗封建专制和恶势力的斗争中,焦仲卿不仅不存在性格软弱问题,而且有着难能可贵的叛逆精神。他是一个生活在封建制度重压下,由孝爱双全最终成为“不孝之子”

不亲不孝 何以为人

每当我行走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时不时看到一个个孤独寂寞的老人，从一间间低矮的小房子里走出来，总有一种心酸的感觉。他们操劳了一辈子，生儿育女，含辛茹苦供养他们上学就业。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他们也渐渐地老了。风烛残年．正当他们需要儿女们“反哺”的时候，却被孩子们从家里挤兑出来，住进这些低矮的茅草棚或小瓦房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也经常看到拾荒者大多是一些老年人。常言道：“老有所养”，难道这就是老人们的归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