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盟对不干涉原则的突破与发展

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东盟历来坚持和奉行的基本原则。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由于许多地区性热点问题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东盟在一体化的道路上开始日益倾向于突破该原则的框架,主张在该区域内实施建设性的干预。但由于东盟内部差异和分歧较大,实施建设性干预可能会引起成员国的强烈反弹。因此,如何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和最大程度地发挥东盟在该地区的作用之间进行平衡,这对东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中美竞争下东盟不干涉原则的嬗变--以东盟应对缅甸政局变化为例

作为东盟组织规范的基石,不干涉(内政)原则在确保东南亚各国政体安全的基础上,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抵制了外部干预,有助于东盟在地区事务中保持自主性和中心地位。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借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工具,加强与中国竞争,同时在“印太战略”框架下重组地缘政治力量,对东盟不干涉原则构成“规范性压力”,使其产生的客观性根源、数十年来的价值和效用,以及东盟最根本的诉求都面临新挑战。从东盟应对缅甸国内政局变化的过程可以看出,不干涉原则虽然仍是东盟集体强调的核心规范,但其外交话语出现了向干涉性叙事的明显转变;具体行动倾向于采取以往少有的干涉性举措;决策标准凸显意识形态考量的影响。未来,这一重要规范的变化不仅事关东盟应对缅甸问题的政策效果,也将影响东盟在大国竞争环境下的发展前景。

论国际法的不干涉原则

不干涉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文件中都有所体现,也被国际法院的案例一再确认。随着人权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国际人权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不干涉原则有了新的发展。通过回顾不干涉原则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不干涉背后的国际法价值,结合国际法实践对这一原则进行梳理和阐释,可以为更好地认识和运用不干涉原则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共产党人对不干涉原则认识的深化与发展——以10次党代会报告为视角

从中共八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了1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0次党代会的报告中都有对不干涉原则的表述。系统考察这10次党代会报告对不干涉原则的表述,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中国共产党人对不干涉原则认识的深化与发展。

禁止使用武力与不干涉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七款之解析

现行国际法体系中,《联合国宪章》中所暗含的不干涉原则及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在国际法与国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该原则的历史演进来看,不干涉原则的产生主要基于主权原则的逻辑推论。应在联合国宪章体系下审视当前不干涉原则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并着重讨论对于条款的不同内涵解释。尽管联合国宪章机制对于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及武力干涉做出了明确制约,但仍给予联合国对其干涉行为充分自由裁量的空间。国际社会对不干涉原则的坚持源于联合国宪章对该原则的指导,在国际关系中坚持不干涉规则对维持国际和平安全领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盟不干涉原则在应对缅甸事务过程中的调适

东盟自成立以来一贯倡导不干涉原则,并将其从反对外部势力对本地区事务的干涉拓展到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但东盟的不干涉原则在应对成员国事务的实践中并非一成不变。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东盟在缅甸对不干涉原则进行了尝试性调适。通过考察东盟在2003年德拜因事件、2007年“袈裟革命”、2008年“纳尔吉斯”风灾、2012年以来的若开邦罗兴亚人危机和2021年军人再度接权后的应对方式,可以发现,东盟建设性介入缅甸事务的主动性在加强。上述五个案例表明,东盟不干涉原则在应对缅甸事务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张力和限度。不干涉原则的调适虽然增强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但影响了东盟内部的协调一致。同时,维护东盟的整体性是东盟调整不干涉原则不能触碰的红线。

不干涉原则在美洲的确立与作用

不干涉原则在美洲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从反对武力索债到反对武装干涉乃至反对任何形式的干涉,是拉美国家与欧洲列强以及美国斗争的产物,这一原则的确立,为维护弱小民族国家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浅析不干涉原则与人道主义干预的法律问题

引言:本文将着重讨论不干涉原则和新干预主义、特别是人道主义干预之间的矛盾。前者一直被视为国际习惯法中一条基本且重要的原则,但是似乎越来越受到新干涉主义的冲击。后者则广泛被应用于现代战争的发起中,使得他国发动武力协助等军事干预手段有了依据,尽管这种干预的国际合法性还存在许多争议。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签署以来,主权和不干涉的双重原则一直支配着国际政治事务。

不干涉原则与人权保护冲突问题的研究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国际法领域内不干涉原则与人权保护的关系也越来越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一方面,不干涉原则对人权保护产生了制约;另一方面,人权保护也对不干涉原则提出了新的挑战。结合不干涉原则与人权保护的现状,分析不干涉原则与人权保护过程存在的问题,可以完善不干涉原则与人权保护的理论框架,不断促进不干涉原则与人权保护的和谐发展。

论东盟语境下的“不干涉原则”

"不干涉原则"是东盟从创建初期一直坚持并给予重要地位的原则。新世纪初,在推进东盟一体化的要求下,"不干涉原则"虽然遭到质疑但仍在《东盟宪章》中得到重申,可见其对东盟的意义所在。"不干涉原则"从提出到遵循,从争议到修正,都推动了东盟一体化的进程。本论文试图将"不干涉原则"放置于东盟语境之下进行分析,即在国际背景中结合东盟成员国的特殊现实及东盟特色的决策方式来阐释东盟语境下的"不干涉原则"。

创新不干涉原则,加大保护海外利益的力度

2013年1月22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共同举办了“保护海外公民：中国与欧洲的视角与经验”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瑞典、挪威、英国、法国等国的学界专家和政府官员共20余人与会，就中国领事保护的新趋势与新挑战、欧洲领事保护的经验、中欧领事保护合作的前景等问题进行讨论。本刊刊载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及部分学者的专文，以飨读者。

试析《东盟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

"不干涉原则"既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准则,也是东盟合作的一个政治基础。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东盟的基础性政治文件中不乏有关不干涉原则的声明和陈述,因而不干涉原则在东盟的发展进程中有着深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谨守不干涉原则,也是东南亚国家对本地区特定的政治和安全环境做出的合理判断,是国际政治和安全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结果。本文以解读《东盟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为切入点,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分析东盟"不干涉原则"的形成、特性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论海外利益保护与“不干涉内政”原则

时间行至2014年年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开局与布局章法也初见端倪。随着各种挑战、挤压日益频繁,中国外交的应对既不是简单的坚决＂推回去＂,一味用强和对抗,也不是单纯采取机械的、应激的被动姿态,而是一方面仍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坦诚中国虽是＂醒狮＂,却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不强出头、充老大,对＂不干涉内政＂、＂不结盟＂等原则仍予以继承;

内部事务不干涉原则的再认识与东盟的未来

内部事务不干涉 (Principleofnon -interferenceininternalaffairs)是东盟政治合作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全球化、地区化的不断发展 ,特别 2 0 0 3年东盟发表了关于缅甸问题的外长声明 ,东盟内部就是否应该重新认识内部事务不干涉原则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实践中也有所突破 ,同时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本文试从这个基本原则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代表性事件入手 ,来考察东盟内部对这一原则的理解的变化 ,并对这一原则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东盟发展将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论联合国体制下的干涉问题与国际法

自冷战结束以来,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大国公然违反国际法,屡次操纵、架空甚至抛开联合国而发动对它国的一系列的军事干涉行动。而另一方面,联合国为了履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能,以“维和行动”的形式也广泛地介入了因冷战结束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地区热点冲突,这种集体干涉行动也越来越频繁。然而,到底如何在现有国际法体制下来限制联合国体制之外的非法单边干涉行动,以及使得联合国本身的集体干涉行动具有合法性等,这是摆在联合国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非盟宪章下之“干涉权”探析

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区域性国际组织日益倾向于干涉主权国家所管辖范围内的内部管辖事项,非洲联盟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洲联盟开始在许多方面对联合国体制下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进行一定的修正,而其"干涉权"的提出与确立对现行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提出一定的挑战。

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宪章》为视角

干涉通常是现代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必然逻辑结果。由于国际关系中的干涉行为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政治和伦理问题,加之干涉一词本身的歧义性,使得现有国际法上界定"干涉"时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干涉的含义不甚明确、禁止干涉的对象规定不清楚、拟进行的干涉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干涉所采取的手段缺乏具体的法律标准。

国际救灾法中的人道主义与主权原则之冲突及协调

随着国际灾害问题的日益加剧,当灾害超过了受灾国的应对能力而受灾国又不愿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况下,如何协调主权原则与人道主义原则之间的冲突就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问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灾害情况下的人员保护"特别问题就是旨在解决这一冲突的专门计划。就其目前的工作进展看,其所起草的案文归纳和总结了当代国际救灾法处理有关该问题的国家实践、先例、国际法文件和国际组织的普遍做法,即有条件的限制国家主权以保护受灾者的基本人权和尊严。这种趋势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

试论新时期联合国集体安全基本原则的发展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要求从法理上扩大联合国应对国际安全威胁的范畴。与发展和人权问题密切联系的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正日益成为联合国安全制度关注的领域。国际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也需要我们更全面理解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禁止武力使用或武力威胁等原则。如何继承、丰富和发展这些基本原则,强化联合国应对当前新的安全挑战和威胁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发挥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效能,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反外国干涉法的新加坡经验及其镜鉴

新加坡于2021年10月制定了《新加坡外国干涉(反制措施)法》,从而在反外国干涉立法领域走在了亚洲国家的前列。文章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对比该法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反外国干涉法律的相关条文,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法解释学研究方法探寻该法重要条文、用语的具体含义,并结合理论上的立法法理学、实践中的立法技术及目的手段分析方法对该法的立法背景、立法目的、法律条文结构及核心条文内容进行分析。文章使用价值分析方法对该法的效果、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新加坡外国干涉(反制措施)法》具有条文规定精细、严密,反制措施针对性强、刑事和行政手段并用且注重事先阻止,程序保障包含行政和司法救济,强调法律域外适用等特点,但该法也存在反制领域较窄、部分反制措施解决问题不彻底等不足。当前,中国面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各种干涉行为,以法律手段反制外国干涉刻不容缓。中国可参考《新加坡外国干涉(反制措施)法》的有益经验,以该法不足之处为镜鉴,尽早制定一部反外国干涉法律。中国学术界也需加大对反干涉领域的理论研究,一方面为中国反外国干涉法律的制定和修正提供指引和支撑,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