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积金制度对住房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住房财富积累具有较强的中介效应,其再分配机制对住房财富水平有显著影响。为此,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和不平等回归分解法,对其影响路径进行系统性研究发现: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对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群体的住房财富积累具有稳定的正向再分配效应,对住房财富不平等的贡献较高。按照公积金的代际支付转移及分配差异的负反馈循环机制,这种不平等远未达到其最大影响。未来通过政策调整和结构优化,在公积金制度公平性和财富分配方面还蕴含着巨大的改善空间。

中国家庭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测度研究

使用年金法构建同时包含收入和财富的一维指标,即联合收入财富,基于该指标全面测度中国经济不平等程度并进行分解。结果发现:与收入不平等相比,联合收入财富基尼系数提高了13.36个百分点,其中房屋是影响家庭经济不平等的最重要财富形式;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程度在各年龄分组、城乡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主要由收入和财富年金值的边际分布本身所导致,而两大边际分布之间的关系对总体不平等的影响相对较小。

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库(CFPS)2010—2018年数据,采用面板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房价会正向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稳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房价会通过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房价对居住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的影响程度较大,进一步说明房价上升会通过影响消费结构加剧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城镇中低收入、中低金融资产家庭而言,房价变动对城镇高收入、高金融资产家庭居民消费的影响更明显。为此,应稳定房价、合理引导住房支出和调整居民消费结构,以促进消费公平,缩小消费不平等。

人工智能中的性别不平等与算法规制——基于文化堕距视角的分析

在形形色色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中,存在着大量强化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充分利用新兴技术来促进性别平等措施的落地,是算法规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从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方面揭示人工智能生态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并透过文化堕距的视角,解析对性别不平等问题进行治理的现实困境;进而从弥合规范堕距、制度-政策堕距、认知-能力堕距的维度,提出推进性别不平等治理的算法规制路径。

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21年共6期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事前非参数法分解得到努力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从结构分解的研究视角揭示了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努力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作用,机会不平等产生负向影响,这一研究结论经相关稳健性检验后仍稳健可靠。本研究利用分组回归和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探析了这一影响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年份的异质性特点。进一步地,本文构建起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机会不平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路径中,社会公平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提高我国居民幸福感水平、寻求“伊斯特林悖论”的破解之道提供了政策启示与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缓解居民消费不平等?——来自CHFS的实证证据

本研究首先采集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家庭Zenga点不平等指数测算了全国消费不平等程度,剖析其中的组群态势和结构贡献;然后,匹配结合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单向固定效应模型,解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从消费不平等的区域和结构表现看,东部消费不平等程度较高,而东北地区相对较低,且全国各地区生存享受型消费不平等高于发展型消费不平等;(2)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型”变动关系,其诱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初期存在的数字鸿沟;(3)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存在生命周期和区域异质性。上述结论对研究消减消费不平等和扩大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胜任力与旅游消费不平等:概念解析与研究视角

随着数字化不断加速、数字社会的到来,公民数字胜任力不仅是国家综合竞争力和软实力的关键指标,也是加强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2021年10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下简称《行动纲要》),对提升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做出部署,着力促进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与之同时,数字化对旅游者消费行为和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基于基尼系数分解的城乡公共交通不平等测度:以浙江省海宁市为例

探明城乡公共交通不平等来源及其变化特征对缩小城乡差距有重要意义,以浙江省海宁市为例,将站点可达性作为公共交通服务指标,以交通小区作为分析单元计算公共交通可达性,分别计算2011—2020年研究区域总体、城区、农村及城乡间的基尼系数,将总体基尼系数按城区和农村两个子群进行分解,分析城乡公共交通不平等来源及其演变特征。结果发现:总体基尼系数为0.7204~0.7736,城区基尼系数为0.5718~0.6058,农村基尼系数为0.5955~0.6390,城乡间基尼系数为0.8131~0.8710,研究区域公共交通严重不平等,城乡间不平等程度最大;2011—2020年间总体、城区、农村和城乡间的基尼系数分别下降了5.62%、6.88%、5.21%和6.65%,公共交通不平等不断改善;城乡间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率为63.03%~67.58%,是总体不平等的主要来源。研究表明,基尼系数分解能有效测度城乡公共交通不平等来源,缩小城乡间不平等是城乡客运均等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社区特征、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健康及其不平等

以往对老年人健康水平及其不平等现象的研究多从个体社会地位、关系网络的角度展开,较少关注外在于个体的宏观社会结构、社会资源因素可能引发的健康风险与潜在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本文利用clds2014年的数据拟合多层次模型,考察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健康水平与不平等现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老年人在健康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社区特征对老年人健康水平存在着独立于个人因素的整体性影响,并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现象产生弱化与强化两种调节机制。(1)社区阶层异质性的分化程度会影响健康水平。其中,社区社会经济地位会弱化健康不平等,而社区内部阶层异质性则会强化健康不平等。(2)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并弱化健康不平等。因此,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要着眼于中国的健康分层现象,采取社区层面的健康干预,尽可能地增加弱势群体的健康资本。

数字支付能显著降低农户消费不平等吗?

居民消费对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少关注农户内部消费不平等问题。鉴于此,基于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由农户人均消费支出测算的Kakwani指数构建消费不平等测度指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支付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支付能够显著降低农户消费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支付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高消费可及性,进而降低农户消费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支付对户主年龄更高、受教育水平更低农户消费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更大,对发展型消费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大于生存型消费。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加大对农村数字支付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支持农村发展型消费品产业发展。

教育不平等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1年至2020年我国31省、区、市的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了我国各个省、区、市的教育基尼系数与城乡收入泰尔指数,全面地分析了我国目前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现状。而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机制分析和异质性分析考察了教育不平等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关系,教育不平等每增加1%,收入差距会增加0.153%;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是通过降低劳动生产力、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加剧就业难度三个途径扩大收入差距。

财政政策对城乡不平等的影响——基于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视角

城乡不平等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挑战。2009年,财政部发布了《财政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杠杆的激励机制,引导和激励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信贷投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利用2004—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国泰安数据,借助交错型双重差分法估算了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我国城乡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实施使得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下降(泰尔指数下降0.012~0.014,城乡收入比下降11.5%~14.1%),且该效应在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2)考虑到政策的动态效应,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实施时间越长,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越大。(3)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以及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进而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4)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能有效缓解城乡消费不平等。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以及消费不平等,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双二元”结构视角下的健康不平等测度与分析

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立足于户籍制度形成的“双二元”社会结构,对城市15—60岁样本居民的纯粹健康不平等和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分别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发现:(1)流动人口健康不良得分为5.626,当地户籍人口健康不良得分为4.303,健康的“内外之分”存在;(2)流动人口中存在着倾向富人的健康不平等,而当地户籍人口中存在着倾向穷人的健康不平等,“内外之分”存在;(3)“城乡差异”现象存在。应制定应对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和婚姻特征的健康策略,有效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切实提升流动人口教育水平,加强职业培训,促进收入提高,防止城市居民健康不平等加剧。

刚需性融入:银发冲浪族的数字社会化及其隐性不平等

作为似乎更能适应数字社会的老年人群体,银发冲浪族在从接入互联网到融入数字社会的过程中是否仍然存在着不平等,是一个值得在数字社会化语境中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银发冲浪族日常数字实践的质化研究发现,这一群体在数字媒介接入环节中的不平等隐患来自其在基础设施占有、行为动机催化、知识体系建构三个关键节点的后发劣势;而在银发冲浪族融入数字社会的日常实践中,不平等体现为数字菜单筛选、社会角色想象、关系网络建构三个层面存在的矛盾与悖论。由此可见,老年人的数字社会化具有日常实践中的必要性、实现程度上的基础性、信息环境内的强制性,属于一种刚需性融入。而在这种刚需性背后,则折射出数字社会中老年群体正在遭遇的隐性不平等与歧视。

长江经济带省际贸易碳不平等:要素禀赋结构驱动的视角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随着区域分工和贸易的不断发展,区域间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也导致了碳排放的转移。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分析结果显示,由于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区域贸易引发了碳不平等问题,也影响了区域碳减排责任的划分。区域协同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具体路径包括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能源革命、协同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建立区域差异化碳减排责任体系等。

创新与顶层财富不平等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究创新与顶层财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理论上,本文首先构建刻画顶层财富不平等的帕累托分布,其次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推导出创新对顶层财富不平等的影响。一方面,创新通过提高资本回报率增加了顶层财富份额;另一方面,创新的颠覆性效应对现有企业形成负面冲击,从而降低了顶层财富份额。实证上,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世界40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创新对顶层财富不平等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该负向效应存在异质性,人均GDP越高的国家,该负向影响越弱。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创新对顶层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创新可以成为缓解顶层财富不平等的有效工具,这一发现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与中国经济空间不平等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共同因子法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和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对空间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具有降低空间不平等的总效应,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具有提升空间不平等的总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间接效应降低空间不平等水平,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提高空间不平等水平,兼具有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且数字经济还具有削弱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水平进而降低空间不平等水平的中介效应机制。将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分解为高等教育的规模不充分发展、公平不充分发展和质量不充分发展,并采用共同因子法处理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实质不平等与资本体系的异化代谢

社会新陈代谢分析始终处于系统性阐明资本体系动态的前沿,包括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异化、社会不平等和生态断裂。卡尔·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态学批判,探究了剥夺和剥削如何在不同层面造成阶级分化、实质不平等和环境退化。资本主义从根本上重构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导致了异化的新陈代谢。它的积累过程通过剥夺公共土地、殖民主义、暴力、奴役和种族灭绝以及对劳动力的剥削,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地球和物质的新陈代谢,造成了历史上独特的社会不平等和环境破坏。社会新陈代谢分析挑战了资本的破坏性逻辑,表明建立在实质平等、满足人类需要和保护生活条件基础上的另一种社会新陈代谢秩序是必要的。

影子教育管控是否加剧了城乡教育不平等?--以双减政策为例

为考察双减政策对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在理论分析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山东、河北、浙江、江苏、北京、上海、黑龙江、山西8个省市1 039个中小学生的两期调查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双减政策能有效降低城乡学生影子教育参与,但会扩大城乡教育不平等。因为双减政策实施后,城镇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方式由市场补习机构转入私教或校内辅导,而农村学生因缺少教育资源而无法参与影子教育,导致农村学生影子教育参与率下降程度大于城市,尤其是在双休日的学科辅导上。因此,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还需充分考虑城乡教育差距实际。

欧美国家不平等问题新发展:特征事实、传导机制与解决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平等问题作为欧美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而备受重视。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并加剧了本已恶化的不平等状况,这主要缘于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非中性冲击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在不平等加剧的作用下,欧美国家社会凝聚力不断削弱,公共部门公信力遭到破坏。对此,各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强化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再分配机制;二是加大产业政策扶持力度;三是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些行动体现了欧美各国经济社会制度中过分强调效率优先的倾向正在改变,公平重回公共政策的中心。而制度的再平衡也会影响这些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后疫情时代”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将进一步抬头,并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