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冲突和解决

当前我国正大步迈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自行监测作为环保领域数字化转型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企业根据自行监测所获取的监测数据有可能成为企业违法犯罪的不利证据,企业面临着因自我提供的证据从而导致陷入“强迫自证其罪”的题难,这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精神实质不相符合。本文认为,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存在着冲突,但自行监测作为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对冲突有一定的合理性解释,从合理性角度上论证只能证明自行监测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不能实质性解决冲突。为寻求解决路径,本文从企业权利和法律价值的角度,平衡两者的冲突,最后将社会信用制度引入环保领域,从冲突的量、冲突的质以及自行监测制度的局限性三个层面分析冲突,提出优化路径。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本土化

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内涵作出合理的界定,这是涉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本土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强迫"一词的理解不宜过宽,应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对"强迫"进行综合界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行为一定要有获取口供的主观故意。对这些问题与困惑的系统梳理至关重要,这也是我们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本土化构建中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引入并不意味着侦查人员不能为获取供述做出任何努力,更不意味着口供地位的降低。"强迫"的认定要符合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标准。既要在主观上具有"强迫"(获取口供)的故意,又要在客观上达到一定的"剧烈"程度,这实际上将一些具有强迫外观但不符合认定标准的行为排除在外。

基本属性与核心概念之争——评析“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条款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此次被写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引起国内外关注。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又向国际标准迈进一大步的标志,该条款在有效遏制刑讯逼供问题上也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有关该规范的基本形式和核心内容的问题,或者歧义纷生,或者没有得到重视。从文本整体性和社会性角度来看,该条款在目前的中国不属于基本原则,也不具有原则规范所应有的分量。从欧美司法实践判例来看,"强迫"远远超出刑讯逼供的含义,对其判断的标准在行为角度和口供角度之间转换。

如实供述与自愿认罪的新构建——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受到两方面的限制:其一是保留的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其二是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狭窄的认定范围。因此,有必要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重构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即扩大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范围;恢复自愿认罪的程序意义;对被强迫如实供述的,能确定无罪的宣告无罪,不能宣告无罪的,应从轻、减轻处罚。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侦查讯问——侦查讯问的法理学思考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作为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讯问活动起着重要的规制、引导作用,是刑事司法中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一国是否真正尊重、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人权,促进刑事侦查活动的科学化;二是促进了司法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三是促进了法的终极目的实现。因此,它必将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及法的实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于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之研究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也包括证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由于我国没有建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这就使得证人作证制度不够完善,难以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借鉴英、美、日等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我国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必须确立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建立证人豁免制度,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以此切实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刑事诉讼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内涵及其制度配套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纳入条文之中,但不能就此认为我国已经建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本文基于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不同解释,结合国际通行准则,归纳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存在的三种内涵,以及本义内涵上的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我国"如实供述"条款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并通过比较方法,提出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建立的相应配套制度和例外情形。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之含义

我国2013年起实施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该规定的真正兑现,尚有待于对该规定含义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为此,有必要就这一规定的内涵和外延予以阐述和界定。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的语境分析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按照2011年8月24日《修正案(草案)》第14条的表述,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这一规定不是要落实国际公约中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而是为了遏制刑讯逼供而对办案人员依法收集证据作出的一项原则性要求,是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延续,是我国由来已久的"非权利"观念的必然反映。这一规定的运行要立足于我国现实的社会转型,虽不能完全排斥按照权利保障的逻辑由被追诉人直接主张,但更要靠办案人员利弊权衡下的主动落实。

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之解读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是最能体现人权保障的宪法意义上的诉讼权利之一,亦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但其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所处的位阶较低,不能起到提纲契领的指导作用,且新《刑事诉讼法》中未规定作为其程序保障的沉默权,也没有取消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这在理论上是有矛盾的。因此有必要在新《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原则作深入解读。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理解与运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就是说,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早在2012年修订的过程中就引入了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它是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必须贯彻执行的一项证据规则。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制度渊源及在中国的贯彻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公开承认强迫公民认罪的非正当性,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又一重大突破。要实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价值预设和法律功能,需要对其制度渊源与正当性作进一步的考察,以促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中国的贯彻与落实。

浅谈“如实回答义务”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影响——兼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程序保障

本文以对《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义务"的阐释作为基础,分析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在人权保障视角下,"如实回答义务"对我国的刑事司法进程产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如实回答义务"也会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发生冲突,本文提出应当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指导地位,从犯罪嫌疑人利益角度重新理解"如实回答义务",进而提供了旨在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提供程序保障的合理路径。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中国化建构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一项具有普适价值的权利保障内容。随着《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这项原则或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也将呈现出明显的实效性趋势。可以预见的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在未来的刑事司法程序中,或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建构体系,并积极促进公正和效率价值的正当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含义解读

从法理来看,我国的规定突出的是强迫二字,与欧美国家的反对自我归罪原则不同,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核心内容是禁止侦查人员采用强迫手段获取言词证据,并不反对自我归罪,与如实回答义务并不矛盾。目前的法律规定也存在着强迫的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嫌疑人不如实回答的法律后果需要完善等不足,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界定。

论我国刑事诉讼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完善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法治国家刑事诉讼领域的重要原则,我国新刑诉法虽有明文规定的,但有明显不足。建议从法条表述、地位设置、确立沉默权、设立相关配套制度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作为人权保障的一种原则体现,公民宪法权利在诉讼程序中的活的运用,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重要趋势,理应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所吸收。为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章证据部分对其加以规定,然理应属于原则部分的规定却体现在证据章节,在笔者看来,甚为不妥,同时笔者将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现有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该原则的适用加以浅显的探究,以期未来刑事诉讼立法能结合该原则的重要作用,将之体现于基本原则部分。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名实辨析——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背景的考察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迎合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一大亮点,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规定并未突破单纯的证据规则的羁绊,从而上升为统摄整部刑事诉讼法典的原则性规定。同时,"如实回答义务"的保留也减损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完整内涵,加之,程序性保障机制的不完善,最终可能导致我们对其人权保障效能的期望难以完全实现。因此,当下及今后的任务是在厘清其既有缺陷的基础上对其继续修正和完善,以实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从单一的"证据规则"向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嬗变。

浅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产物。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有效贯彻该原则,值得我们探讨。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概念、与沉默权的比较、入法原因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分析,探讨如何将该原则更好地运用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我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若干问题研究——兼议我国沉默权现状之争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条款赋予被追诉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的权利,确立了口供自愿性规则,使我国刑事诉讼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沉默权制度仍未能在我国得到确立,这主要是受我国刑事政策等因素影响,刑诉法第118条"如实供述"条款的保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与此同时,构建配套的制度规范,更好地推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适用也是目前加快司法改革进程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