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主体范围的扩展——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研究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已于2012年正式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标志着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我国立法中得以确立。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该条款是否适用于涉案企业等单位主体,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该权益的主体扩展到单位也无实质意义。在企业合规改革逐渐深化的当下,加强对涉案企业刑事追责过程中相关诉讼权益的保护,与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的诉权保护立法简陋的矛盾日益凸显。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单位明确规定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的主体,并辅以配套保障制度,已成为完善单位犯罪立法、保护涉案企业正当法律权益的必然选择。虽然,单位因为不具备自然人的耻感,对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进行保护的紧迫性较自然人弱些。但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在我国当前社会事实下仍有其正当性基础。我国应秉持制度功利主义权利观,通过立法明确赋予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

浅谈不自证其罪特免权

关于"不自证其罪特免权"讨论的目的,不在于界定该权力是好还是坏,而在于看清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其进步、发展的空间。该原则虽然在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但通过认识其概念与范围,有利于我们从本质上理解该特权,并使其可以在我国法律土壤上生根发芽,推进我们的社会进步。

拒绝提供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正当性反思——以刑事程序权利保障为视角

从刑事程序权利保障角度而言,《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拒绝提供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对不少国家和地区承认的不得强迫自证己罪权和拒绝证言权构成了威胁。我国《刑法》中长期存在这种损害刑事程序权利的罪名,值得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深刻反思。为提升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和正当性,刑法学研究除了需要内部反思外,亦需加强与宪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以及其他部门法学的交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追诉人反悔权研究

以“认罪认罚权利说”和“契约禁止反言”等视角证成或证否认罪认罚制度中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并不能充分反映认罪认罚制度的立法精神、实现理论上的逻辑自洽。承认被追诉人享有反悔权,既有从“自愿性”的角度保障制度顺畅进行的务实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无罪推定、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现代刑事法治精神。从立法论到解释论,允许认罪认罚制度中被追诉人反悔,就必须在理论层面解决“反悔后是否从宽、如何从宽”“反悔后如何适用诉讼程序”“反悔后先前供述的证据效力”等问题,以实现认罪认罚从宽承载的制度价值。

大数据背景下公安侦查权行使与公民权利冲突之法律调适

大数据侦查背景下公民的权利保护存在诸多危机,表现为侦查权行使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与公民人身权的冲突以及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冲突,对此均需要进行法律调适。故而构建起个人数据权、刑事被遗忘权,完善人身检查制度、完善非法排除证据制度以维持侦查权行使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证人豁免制度及其启示

证人豁免制度作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的产物,其对于公共利益之维护必不可少。美国立法历经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的绝对保障,到罪行豁免,再到使用豁免的沿革过程。从美国司法实践而言,证人豁免制度经历了从控方证人豁免到辩方证人豁免的发展历程,并且正式证人豁免和非正式证人豁免并存。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贿赂犯罪中,出现了类似于证人豁免制度的做法,但这种不具备实质性的做法只是追诉机关打击犯罪的工具。我国刑事法律并未规定证人豁免制度。我国应在借鉴国外证人豁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式的证人豁免制度。

证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

证人是否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境外法治国家的立法中呈现三种不同的类型。相关国际公约正在逐渐认可证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我国应当明确承认证人享有此权利。由于证人与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角色不同,两者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行使条件、保障程序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为了平衡真实发现与保障证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的关系,我国应当赋予证人有限的罪行豁免,严格限定豁免案件的适用范围,并完善证人作证的豁免程序。

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

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基础包括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和实践中的利益权衡原则。污点证人豁免是一种定罪上的豁免,不是量刑上的折扣,也不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应当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构建我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刑事诉讼中特免权的由来文

面临“大修”的刑诉法修正草案，已由全国人大向社会公布，反对自我归罪和婚姻家庭特免权的规定，备受关注。草案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法院可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草案在重申了严禁刑讯逼供的同时，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探析

污点证人的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和实践中的利益权衡原则是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基础。污点证人豁免是一种定罪上的豁免,不是量刑上的折扣,也不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应当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构建我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论证人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意味着我国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制度。但是对于证人而言,拒绝作证以及作证豁免等相关制度的缺失,难以有效保障证人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强调证人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权,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证人作证制度。

刑事审前阶段被追诉人自主性辩护权保障

被追诉人的辩护权是其享有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有深刻的法律根基和理论基础。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被追诉人在审前阶段的自主性辩护权有所扩大，但是在权利的保障上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被告人会见权的重重限制，阅卷权的缺失以及“如实坦白义务”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利的消解。因此，强化被追诉人辩护一方的主体地位，保障和扩大知情权等都是加强被迫诉人审前阶段的自主性辩护权非常重要的措施。审前阶段的辩护权得到了相对完善的保障，才能推动庭审实质化的进程。

秘密监听原则探析

秘密监听对公民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产生了威胁,但是对侦查日益智能化的犯罪又是不可或缺的证据收集方式。从适应刑事庭审方式对证据要求的角度对秘密监听加以规范,使其以最小化的侵犯公民权利、自由的方式,达到证据收集效率的最优化,使以秘密监听收集方式获得的证据不致因违法而被排除在法庭之外,就必须从理论上解决秘密监听的法理依据及其密切相关的强迫自证其罪与拒绝证言权等问题,并使其能够最终成为定案的依据。

从刑事诉讼法治透视反对自证有罪原则

发表这篇译文，我们编辑部同仁的心情非常沉重。王铮教授曾留学南斯拉夫，对刑法理论有精深的造诣。他曾是本刊的一位重要作者。约在两年前，王教授把斯洛文尼亚宪法法院大法官儒佩基奇的这篇论文翻译成中文，并交投本刊。我们认为该内容颇有学术价值，乃决定由王教授再对译文进行校正并与原作者联系版权事宜，以备刊发。王教授办事认真，对译稿数度润磨，历经数月。当他把最后一次校订的译文亲手交给本刊编辑阮齐林先生时，已是１９９８年的盛夏。但令人悲痛的是，在我们接到译稿十余天后，就获悉他突然病故的消息。对于这篇译文的延迟发表，我们对王铮教授怀有深深的歉意。愿他在冥天安息。

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

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研究所所长、刑事诉讼法教授卞建林日前证实,“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法原则将在我国确立.按照这一原则,犯罪嫌疑人将有权保持沉默,任何人不得强迫他证明自己的罪行,拒绝回答不会被加重刑罚.

在我国确定沉默权原则几个问题之研讨(上)

随着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深入发展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是否应确立沉默权的问题已引起法学界的关注。本文就沉默权的起源、发展、诉讼价值等作了阐述 ,在此基础上指出 :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确立沉默权原则 ,并就如何确立沉默权原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 ,提出了设立沉默权原则的立法模式及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