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解密义务的法律困惑及其本土适用

密码技术的泛化利用在客观上对执法机构的刑事调查活动构成障碍,现阶段平衡执法能力与密码技术利用的多种立法路径仍然不能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在某些情况下,强制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行解密信息内容成为案件侦破的唯一选择。近年来,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自解密义务的法律设定与适用开始成为各国立法的关注点。自解密义务的确立在现代数字取证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性价值,但自解密义务与"不得自证其罪"的法益冲突使其正当性存疑,自解密义务的强制适用仍然面临诸多法律困惑。

应当如实回答:如实回答,还是应当回答——评《刑事诉讼法》第118条

刑事诉讼法既新增保障人权和不得自证其罪,也留有33年前的应当如实回答,两者似不矛盾。在讯问语境下,虽应告知嫌疑人如实供述可以从宽处理,但因也可不从宽处理,实未告知任何权利;而若要求如实供述,则涉嫌强迫自证其罪,故应当如实回答的立法原意应是"如实"回答,而非"应当"回答。对此语用模糊,可作有权解释以明确其具体含义,也可告知被讯问人权利,即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如保持沉默的言论自由,以使不当法律适用无需违宪审查即自行废止。

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新发展——从两个案例出发

中国学界近年一直激烈讨论外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包括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禁止制度。对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和第52条至第54条规定的"拒绝作证权"的讨论尤为激烈,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规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权益。德国法判例表明,违背"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将导致德国法上的证据使用禁止。另外,德国法庭审判强调直接审理原则,其中调查程序中的笔录不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审判中宣读,甚至对于传闻证据——调查程序中进行审讯的警察和检察官——也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