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不救助地方政府债务的纠结、困惑与解决之道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时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救"与"不救"的理论根源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其是市场出现危机陷入困境时,政府一定程度的作为是必要的。政府救助具有明显正外部性,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不救助原则需要有完备的财政制度、破产制度、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等作为保障,显然在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不救助原则并没有实现的必要条件。当前在地方政府债务遇到危机时,中央政府的有效选择路径是实施有限必要的救助,并通过改革财政体制赋予地方适度的预算独立权、建立不同层级政府债务的危机预警机制、探索政府破产制度等框架性制度的搭建,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由有限适度救助向不救助平稳过渡。

交通肇事后不逃离、不救助行为定性分析

交通肇事逃逸相关问题一直是我国刑法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其中不乏颇具启发性的理论和研究,但是在交通肇事后不逃离、不救助(致人死亡)的行为定性方面,尚有争议。有不少学者将其定性为"逃逸",但是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从交通肇事中"逃逸"的概念分析,并引入国外遗弃行为的概念,对于交通肇事后不逃离、不救助(致人死亡)行为应当进行重新定性,在现有刑法框架之内为其找寻合理的法律适用,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学有关交通肇事逃逸相关问题的理论体系。

“见死不救”的刑事责任分析

对“见死不救”的刑事责任问题 ,应从“见死不救”者所负的义务 ,“见死不救”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两方面来确定。“见死不救”者如果负有法律、职务或业务上的义务 ,以及先行行为所产生的义务或由于受害人的求助并产生的信赖与期待 ,为维护社会内在秩序而形成的义务 ,当为而不为 ,应负刑事责任。但由于在不同情况下 ,不作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因果联系的差异性 。

美国财政联邦债务关系的演变及启示

本文通过考察美国财政联邦债务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对美国财政联邦债务关系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经验进行梳理,可以为我国分税制改革以来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应对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析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对犯罪主体的特殊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7条的规定源于监督过失理论。该条没有将“乘车人”规定为指使、强令者是合理的 ,该条并不是单位主管人员等人因监督过失而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排他性规定。第 5条第 2款的规定涉及过失共同犯罪理论 ,但该款所指的情形既不成立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共犯 ,也无法构成交通肇事罪结果加重犯的共犯。在设立不救助罪的前提下 ,对该款做出限制解释 ,可成立不救助罪的结果加重犯的共犯。此外 ,该款中的“乘车人”应删除。

地方政府破产制度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借鉴

地方政府债务的约束和监管一直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地方政府破产也成为地方债券市场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事件。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凸显、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地方债券市场的逐步完善,我国构建地方政府债务破产制度存在其必要性及可行性。但这种可行性仍面临诸多困境,未来具体制度构建过程中应予以关注并作出正确选择。

交通肇事罪中的结合犯形态辨析

从法律性质看,交通肇事罪和交通肇事不救助行为是刑法上性质各异具有独立构成要件的数罪,但基于两罪的关联性,由刑法条文明文规定,将其作为结合犯处理,作为交通肇事罪的第二档法定刑的适用情形。从而进一步析出"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交通肇事不救助的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适用交通肇事罪的第三档法定刑。结合犯的观点提出了解决关于交通肇事罪不救助行为在刑法性质问题上理论冲突的合理方案,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不真正不作为犯中的事实支配原理

形式论和规范论都不能合理解释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根据。与作为犯一样,不真正不作为犯应从事实支配性的角度来理解其正当性。事实支配有抽象、限制、严格以及极端等四个层级。其中,严格的事实支配说是对保证人地位的正确理解。据此,事实支配是指行为人通过设定法益侵害的原因力或者控制力,从而实现对不法状态的支配。具体而言,有危险前行为和事实承担两种类型。同时,故意不作为犯应当受到排他性的限制。关于排他性的判断,以他人介入的客观可能性为判断基准。基于此观念,特定关系人对自杀者的救助义务应做类型化检讨。只有在行为人对自杀者有严格事实支配的场合,才有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余地。

地方债务财政纪律不能松

多年未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债务问题,近来又引发轩然大波。日前,某西部省份的官方智库在调研省内多地债务化解情况后发文称,该省“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文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当地政府立场,公众不得而知,但是,这种声音确实前所未有。舆论为此议论纷纷。今年年初,财政部在公布几份对2022年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回复的函时表示,要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显然,这一原则至今依然适用。在地方债务问题上,财政纪律不应松,也不能松。

论不作为正犯与共犯的区分

不作为的正犯共犯区分应当与作为的正犯共犯区分适用同一标准,多元区分标准说过于重视不作为与作为之间在存在论上的差异。我国刑法学不宜采用管辖理论。结果原因支配说在形式的机能二分说基础上增加了实质的考察,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可以合理区分不作为的单独正犯与共犯,以及不作为的共同正犯与共犯。自杀不救助的行为性质应当放在共犯论的延长线上来分析。据此,自杀不救助既不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正犯,也不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共犯(自杀帮助犯)。刑法学中有关共谋共同正犯的肯定说与否定说都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司法实践把大量的不作为的共谋共犯转化为作为的共谋共同正犯。

欧洲货币联盟的制度游离及交互

欧元区并不完全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马约》的"趋同标准"过于简单化,《稳定与增长公约》下的刚性规则使成员国无法实现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相关的惩罚措施也无法真正落实,共同的货币政策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刀切的问题,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分离与不救助原则使欧洲货币联盟面对不可能三角下的政策困境,欧元区注定是不稳定的。推进政治一体化,尤其是建立财政联盟是实现欧元区长久稳定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