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常劝弟奉修三宝,弟不敬信, 兄得生天缘》校注

本文主要对《兄常劝弟奉修三宝，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缘》进行了校录和注释。

西方法治现代化视域下“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新解读

鉴于西方法治现代化的宗教维度以及宗教在西方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西方法治现代化的视域下观照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沙门不敬王者论"可能具有的法治意义。分析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特定语境中强大的王权,东晋时可能形成王权对立面的教权终究未能给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走向带来契机。

神圣与世俗之间——从《沙门不敬王者论》看慧远的政治思想特点

慧远以深厚精妙的佛学理论在东晋以降的宗教界和世俗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慧远以佛学理论为基础对沙门不应敬王者的观点进行论证分析,以灵活性、折衷性、原则性、间接性、包容性及审时度势性的思想特点展现其在处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问题时所呈现的政治智慧。

如何处理语文课堂的“不敬”行为

介绍了处理语文课堂＂不敬＂行为的方法,指出杜绝＂不敬＂行为的产生才是最有效的途径,为此,语文教师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提高业务能力,赢得学生尊重。

从“大逆不敬罪”说起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十八世纪中叶在其重要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封建法制的专制主义特点作过深刻剖析,指出:"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如果不谨慎的言词可以作为犯大逆罪的理由,则人们便可最武断地任意判处大逆罪了。"不幸的是这位老先生早在两百多年前讲过的话,不时仍然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

走近《礼记》

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麑,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从魏晋南北朝时“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看佛教的中国化

本文在对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后，论证佛教借助儒家的忠孝仁义等思想，改变了佛教超脱政治的倾向，为现实的王道政治服务，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实质上是佛教的中国化。

佛法与王法——以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为例

慧远(334—416)是东晋高僧道安的弟子。其生活年代,与东晋相始终,因此需从东晋的政局变化、社会文化演进等方面研究其思想主旨、气象与格局。慧远少有大志,"既入乎道,厉然不群,

汉律令“大不敬”考

前言《唐律疏议·名例律》云:十恶: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唐律将这十种特别恶性的犯罪称为“十恶”。在十恶之中,“谋反”“谋大逆”“谋叛”都与“杀人”“窃盗”等一样,也是罪名.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质疑

晋释道安的“不依国主 ,则法事难立”一语 ,是对十六国时期佛教传播情况的总结与批评 ,而实际上他在倡导一种符合古代印度传统的弘法之道 ,即“教化之体 ,宜令广布”。在释道安的传教活动中 ,他不仅要求其学生遵守此原则 ,而且本人也身体力行。这一原则终于由他的学生释慧远以《沙门不敬王者论》的醒目论题推出 ,成为中国早期佛教在南方的弘法之道。

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

从慧远集合刘遗民等百二十三人在庐山建斋立誓共期死后往生西方净土，并由刘遗民撰立誓文（４０２年），尤其从刘遗民多次招劝渊明入庐山皈依佛教，渊明作《和刘柴桑》诗以未忍割舍亲旧婉拒其招劝（４０３年之后数年间）；到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主张神不灭论输之说（４０４年），渊明作《形影神并序》主张委运任化说，批评以生死之苦为念及神不灭论（４１３年）；再到庐山诸沙弥作《观化决疑》诗以输说反驳委运任化说（４１３年以后）；以至于渊明作《桃花源记并诗》，以人间性、道德性的社会理想，回应超自然、超生死的净土理想（４２０年以后），渊明与庐山佛教之间，确实发生了一场思想论争。这场思想论争的时间，断断续续，前后大约二十年。论争的内容，涉及中国文化与佛教各自不同的伦理观，生死观，自然观念和理想国的观念。论争的形式，包话双方之间的诗歌赠答（刘遗民赠渊明诗、渊明《和刘柴桑》），互不指名的批评文字（《形影神并序》、《观化决疑》诗），及各说自话的立论文字（立誓文、《沙门不敬三者论》、《桃花源记并诗》）。此外，《高僧传·慧远传》所载渊明曾祖陶侃“素薄信情”之故事，实为庐山佛教徒藉以鄙薄渊明不信佛教之表现。要之，陶渊明与庐山佛教徙的这场思想论争是历?

因言何以获罪?——“谋大逆”与清代文字狱研究

文字狱是专制社会的产物。那么,因言何以获罪?获何罪?如何处刑?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定罪处刑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隋唐之前,对文字狱的处罚,罪名不一;"十恶"定型之后,主要以"大不敬"处罚;明清时期,由于"大不敬"条文的变化,使得"谋大逆"取代"大不敬"成为处罚文字狱最主要的罪名。通过对"谋大逆"的发展源流、内涵等的仔细辨析,我们发现,恰恰是"谋大逆"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不确定性极大方便了统治者在文字狱认定及其处罚上的任意所为。最后,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清代文字狱也并非全部是按照"谋大逆"定罪处刑,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谋大逆"为首的罪名群,为了加强治理效果,也往往会使用杖毙等法外之刑。

慧远的政教离即论

慧远提出政教离即论，系统阐发了佛教与政治既相离又相即的主张。他十分强调出家僧侣独立于政治，强调政教分离，同时又多方面论证佛教与政治的一致性，肯定其相即不离的关系。从总体来看，佛教既独立于政治，又有益于政治的观点，是慧远政教关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中西政教关系史比较

中西政教关系史比较彭琦在历史上，中国与西方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本文拟就中国同西方各国（此处特指西欧国）在中古时期（此指西方中世纪和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政教关系史方面的差异展开探讨。一中古中西政教关系史方面的差异，首...

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

"承认"的否定存在物是"不敬"。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在于主体在遭受"不敬"经验后所采取的斗争行为。在政治哲学视域中,社会冲突须在"集体语义学"意义上得以阐释。一种斗争,只有在其目标超出个体意向的境域而被普遍化,并能成为集体运动的意义上,它才能被描述为"社会冲突"。

慧远与东晋礼学

东晋高僧慧远学兼道、儒、释三教,对礼学、玄学颇有造诣。这样的学术背景,对慧远弘赞佛法,并取得士大夫阶层的理解与支持极为有利。其生活于东晋时期,正是佛教开始中国化的重要阶段。所谓中国化,就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向儒道理论靠拢。这里的靠拢,就是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在不改变根本教义的前提下如何进行调整,就成为一个关乎中国佛教存亡的大问题。慧远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