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书》学文献及“不校校之”原则的实践价值

朝鲜朝《书》学文献是《书》学东传的重要文献资料,文本形态多为写本和抄本,由于年代久远,水渍虫蛀,有些页面漫漶不清,兼之没有标点,正文与注解字体大小相同,殆不可辨。训诂体式多为注疏体,大量征引中国的经史子集,不仅存在普通古籍的误、脱、衍、倒、异等问题,而且书写率性,多为行书,字迹潦草,难以辨别;引文随意,体例混乱,校勘难度异于寻常。运用清人顾广圻"不校校之"的著名校勘原则整理研究朝鲜朝《书》学文献,可为传统校勘学增加新的研究内容,对于文献特别是域外汉文献的整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从《思适斋书跋》看顾广圻校勘方法及其特点

顾广圻是清乾嘉时期著名的校勘学家,其所著《思适斋书跋》反映其校勘理论和校勘成就。顾广圻提出以"不校校之"来校正文献错讹,刊正其脱误倒衍,保持古籍其本来面目。这一方法贯穿其校勘过程之中,并且顾氏重视版本源流比较、广泛搜集相关文献以及文字音韵辨析,因而在文献校勘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为考据学者所推重。

天一阁藏顾广圻校《仪礼注疏》考述

天一阁藏顾广圻校《仪礼注疏》,为明万历二十一年北京国子监刻崇祯重修《十三经注疏》本,校本主要是宋刻单疏本《仪礼疏》,并参校影宋抄本《仪礼要义》等书。是书经顾广圻数度批校,校改不下千处。顾广圻是张敦仁汇刻《仪礼注疏》、汪士钟刻《仪礼疏》的实际主持者。张本所用的宋本疏,并非直接来自宋本,其依据即为天一阁藏的顾校本;而汪刻虽然号称"覆宋",但其实对宋本有大量有意识的校改,其校改痕迹也保留在顾校本中。另外,段玉裁、阮元所依据的单疏本均来自顾校本。一般认为,顾广圻校勘古籍以不轻易改动原文为特色,但从该书来看,他的校勘思想或许更为复杂多变。

秦恩复校刻《鬼谷子》考论

清代著名校勘家、刻书家秦恩复,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和嘉庆十年(1805)先后两次校刻《鬼谷子》,这两个版本分别被视为《鬼谷子》两大版本系统中的杰出代表。本文梳理秦恩复两次校刻《鬼谷子》的具体过程,并且深入到版本内部,对其校勘得失做出新的评价。秦恩复刻印乾隆本时,坚持"不校校之"的校勘原则,但因为采用"先天不足"的底本,造成很多缺憾。刻印嘉庆本时,虽然底本选择精良,但放弃了"不校校之"的原则,因其大量改字行为而使嘉庆本同样问题重重。研究使用《鬼谷子》一书时,应对此复杂情况有所了解。

他校的不校之校--《枕中十书》整理本编辑手记

古籍整理本应该帮助读者更准确地了解著作者的意图,因而整理者需要放弃已有的习惯与成见,厘清校本使用的范围、讹误校正的标准等先行概念。他校法是古籍校勘中的常用方法。在《枕中十书》的整理中,使用他校法时,特别关注了著作者的学术之渊源、所见之版本、一家之思见",以不校校之",以免轻改原书。

也谈“段顾之争”——时代风气与个人治学的交织

清代乾嘉间著名学者段玉裁与顾广圻梳理各自校勘理念,形成了两套立场鲜明的理论,对校勘学发展影响深远,后人称之为"段顾之争"。通过梳理当时的历史情境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与当时学术风气、二人治学门径关系密切。这既是乾嘉时期两种校勘倾向的一次正面碰撞,又包含着段顾二人对两种倾向的审视和深化。段玉裁将古籍文本的校勘纳入小学研究的体系中,通过校勘获得"可靠"的文本,以支持文字音韵训诂诸领域的考证,因此主张突破传世古本的限制。顾广圻的"不校校之"则是从自己长期从事版本鉴定、古籍校勘实践的经验出发提出的富有现实意义的校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