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司法实践检视及改进方向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作用,成为数字经济市场竞争中经营者竞相争夺的要素。为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经营者围绕数据展开激烈争夺,引发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主要是采取《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互联网专条”“商业秘密条款”。虽然这三个条款均起到一定作用,但仍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确问题,造成可预见性不足。为此,建议审慎适用“一般条款”,细化和优化“互联网专条”,优先适用具体条款。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修订,具体规定数据商业利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好例外条款的平衡设计。运用个案分析原则回应数字经济激烈动态竞争的现实,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深化跨部门协同,综合运用多制度多工具,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数据商业利用模式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方案。

如何创新以规避不正当竞争侵害:模块创新还是架构创新

创新获益不足制约着转型经济企业核心技术长远发展,不正当竞争侵害是创新获益的主要障碍。基于创新获益框架和战略三脚架视角,探讨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策略对创新者遭遇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影响以及环境特征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调研法,通过分析238家企业的实地调研数据发现:①转型情境下模块创新容易遭受不正当竞争侵害,架构创新不容易遭受不正当竞争侵害;②竞争强度有助于增强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关系,制度空缺会削弱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关系;③行业地位会削弱架构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关系,对模块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关系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据此,提出创新企业应根据自身所处情境特征选择合适的创新策略,以规避不正当竞争侵害,提高创新获益。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最新因应——《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解读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是对近年来执法司法实践总结和反思的重要成果,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了网络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形态,突出了鼓励创新的价值导向,以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可能实现适度的行为类型化,其出台和实施对于进一步规范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执法、维护公平的网络竞争秩序具有重大意义。适用《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需要在充分理解反不正当竞争的立法旨意和保护目的的基础上,准确把握规定尤其是第二章“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各条款的实质内涵和适用逻辑,避免陷入机械适用具体事例条款和类型化误选的风险,同时注重与《反垄断法》间的协调,确保适当的竞争自由空间。

人工智能时代反不正当竞争的挑战与法治革新

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赋能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科学技术创新注入了强大动力。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为反不正当竞争带来新的挑战,亟待完善不正当竞争法治体系,避免不正当竞争对创新活力的侵蚀,保障数字经济在稳健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前行。

商品与销售方式二分视角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

无论是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2022年的修订草案,均未解决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认定问题,从而使得“互联网条款”呈现简单罗列司法判例的现象。我国人民法院将一般条款的保护客体明确为商业道德,并创设了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该原则的理论来源是法益说,只能解释市场混淆、侵犯商业秘密、侵犯商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学界尚未能从二分法的角度探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方案。对于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梳理及比较研究表明,不正当竞争行为存在商品与销售方式的二分。前者保护长期经营商品所形成的法益,应当适用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后者仅干扰他人特定的销售方式,原则上应当被允许,仅在公益例外时才可禁止。该类型化方案也可适用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数据专条”的构建与完善

商业数据赋权保护的探索阶段,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商业数据专条”具有现实必要性。基于“商业数据专条”与商业秘密条款的相似性,需要在制度层面完善“商业数据专条”,区分两条款的适用范围,明确两条款的适用关系。确立商业数据保护以交换价值为导向;明确商业数据客体为“数据产品或服务”;增设商业数据“可公开性”要件,区分商业数据“技术管理措施”要件与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要件;以“秘密管理的意思”和“公开的客观状态”为判定要素,对“商业数据专条”与商业秘密条款的适用关系予以类型化处理。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辩说

“公平竞争权”一度也曾被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主流观点大行其道,但随后逐渐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法益论”,不过最新又出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保护权利和法益的双重保护客体论的异军突起,值得发人深思。权利概念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引入其实并不必然会带来权利与法益的二元保护客体的区分,并不意味可以将竞争法重新纳入传统侵权法“抽屉”中僵硬地区分权利和利益侵害并为其设置不同责任构成要件。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侵权法渐行渐远而更加彰显出竞争制度保护法的特点。基于霍菲尔德、康芒斯对被滥用的权利概念的厘清,目前数字经济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可以清晰揭示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不受扭曲的自由竞争的制度保护法益为客体。

两大法系背景下的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

按照《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制止不正当竞争是对人类某些智力活动成果保护的规则。在制止不正当竞争的保护方面,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与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模式或做法,进而影响了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我们应当在充分了解两大法系的保护模式和做法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从事相关的学术和理论研究。

数据对反不正当竞争规则提出新挑战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密切相关。近年来,经营者围绕数据的纠纷不断增多。通过对近年来典型涉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例的分析发现,在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时,适用较多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一般条款和第12条“互联网专条”。主要争议焦点包括竞争关系、实质性替代的认定,数据权利边界的认定,收集和使用数据正当性的认定以及特殊行业企业使用数据的注意义务。

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的反思与完善

准确判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规制该类行为的关键。实证考察2012-2023年的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文书后发现,对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普遍适用权益侵害判定范式,这误读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属性;对竞争关系的认定存在拓宽化的倾向,其在数字时代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中的现实价值和改进进路尚待厘清;既有的以“搭便车”原则、互联网行业惯例和法官创制性细则为标准具体化商业道德的进路皆无法化解商业道德的不确定性难题。对此,为促进数据健康有序流动,维护数字市场的竞争秩序,应实现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路径的“系统性”变革。首先,应实现权益侵害判定范式向行为正当判定范式的有效转变,确保法院裁判结果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益保护目标和契合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其次,纠正“竞争关系决定论”的误区,调整竞争关系在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角色定位,将其作为认定原告资格的重要标准和评测损害程度的因素;最后,认定商业道德应兼顾公平竞争价值与自由竞争价值,遵循“由事实到价值”的商业道德内涵的确定步骤,肯定模仿自由并慎用“搭便车”裁判标准,并且在援引互联网行业惯例时应对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助于维护竞争秩序予以考察,应让创设的商业道德具体细则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目标。

论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本文深入分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其法律责任问题。通过案例分析,讨论了一般条款与特殊条款的适用方式,并指出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探讨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类型,并分析了现行法律责任制度的不足。最后,提出了完善法律责任制度的建议,以期更有效地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涉外不正当竞争冲突规范的区分式立法及我国的因应

为解决调整不正当竞争纠纷时存在的规制路径、规制范围、承担责任上的法律冲突,许多国家从适用一般侵权冲突规范转向为涉外不正当竞争纠纷单独制定以“市场地规则”为主的区分式冲突规范。虽然“市场地规则”具有内在合理性,但其在适用范围上排除“只影响特定竞争者利益”的情形,不符合不正当竞争实体法的内在逻辑,因此,在制定区分式冲突规范时应采用“能否确定市场地”的标准,即在能确定市场所在地时,适用“市场地规则”;反之,则适用以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地点、更密切联系地、侵权行为地等为连结点的侵权冲突规范。我国也应当制定不正当竞争区分式冲突规范,但需要修正区分标准,并且在不能确定市场地时,适用以受害人营业机构所在地或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地点作为连结点的侵权冲突规范。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域下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研究

目前,学界就商业数据权益保护路径的探讨和争论颇多。现有路径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过宽,其抽象性与商业数据纠纷特性适配不足,赋权保护过严且理论基础不坚实、激励效果欠佳,无法为商业数据权益提供适度保护。相较之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新增的商业数据专条系一条明确性与制度弹性并重的折中保护路径,不仅构建了更明晰的权益保护范围、行为正当性标准和利益衡量准则,较《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确定性更强,且更关注竞争行为的不法性及对多方市场交易主体的影响,较赋权保护更有利于平衡商业数据的保护与流通。构建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保护规则,应进一步完善商业数据权益保护构成要件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

网络盗播行为之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直播日益兴起。然而,随之而来的网络盗播行为也变得日益猖獗。网络盗播行为主要表现在盗播体育赛事节目、广播电视节目以及网络游戏直播。网络盗播行为给网络视频内容产业带来严重的危害。网络盗播不正当竞争行为存在一定的规制困境,主要表现在网络盗播行为规制路径存在争议、平台法律规制的匮乏以及网络盗播治理存在困境。鉴于此,应当完善网络盗播行为规制的法律规范,加强平台对新媒体主体行为的监督与管理以及提升行业自律监管的能力。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数字经济的“新路标”

5月11日,《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公布,并将于9月1日实施。作为市场监管总局常态化监管的重要举措,《规定》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维护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力图通过公开透明的立法和包容审慎的执法,遵循平台经济规律,提振发展信心,促进数字经济发挥最大创新潜能。

网络恶意交易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为视角

2022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4条所设置的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是此次修法活动中的一大亮点。针对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进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其必要性在于此种行为引致的不法竞争损害,合理性体现为既有规范适用所呈现的约束不足。立足规范文本来审视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其主要面临着“单一规范中的内部不足”与“法律体系下的外部不足”两方面问题。寻求网络恶意交易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改进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明确界定网络恶意交易行为的概念意涵;二是注重不同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范类型构建的区别与联系;三是确保网络恶意交易行为规制条款的外部关系协调。

西门子股份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与宁波奇帅电器有限公司、龚银其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裁判要旨】将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及他人的注册商标作为自身商标及字号使用,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在被诉侵权人拒不提交相关财务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在案证据足以认定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明显超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法定赔偿最高限额时,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被侵权人的知名度、侵权人的主观恶意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以及被侵权人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在法定赔偿额以上确定赔偿数额。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

(2024年5月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1号公布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预防和制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鼓励创新,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数字经济规范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帮助性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的适用边界

本文聚焦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帮助性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探讨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现实意义和法律适用问题。文章概述了《征求意见稿》中帮助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相关规定,分析了其纳入法律规制的必要性;讨论了帮助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指出当前条款中存在界定模糊的问题;提出了正确把握帮助性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适用边界的建议,强调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同时,应谨慎扩张法律规制范围,避免过度干预市场公平竞争自由。

管窥视频广告屏蔽行为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当前,互联网等新兴行业进入蓬勃发展期。“免费 广告”的运营模式成为视频平台盈利的主要手段。一部分市场主体借以开发设计出具有视频广告屏蔽功能的软件来吸引用户下载和使用。该行为的实质是市场主体采用技术手段非法获取竞争优势,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文从视频广告屏蔽行为的兴起原因、概念、类型等角度出发探究行为内涵,通过论述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商业道德和竞争秩序的破坏等,得出视频广告屏蔽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结论。并从立法完善和加强行政监管两个角度,对我国视频广告屏蔽行为的规制提出相关建议,以求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