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

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及其法理研究,应在借鉴吸纳传统的立法事实论和法教义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转向金融领域刑法论范式路径。通过金融领域刑法论及累积犯论、集体法益论,可证立洗钱罪的不法实质是侵犯了金融安全和司法秩序双重保护法益。以“金融领域掩隐行为定型论”及其限定论的新法理塑造,能够有效解释洗钱罪不法的规范类型,合理确定洗钱罪与我国《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的不法竞合关系及其处断原则。

渎职罪的不法构造与解释方向

面对渎职罪中“重大损失”要件引发的各种问题,刑法学有必要站在渎职罪本质的高度重新审视其不法构造,进而锚定司法适用的基本方向。客观的超过要素说、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说、“中间项”的结果型情状说等既有方案,没有摆脱结果犯的固有思维,均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与“重大损失”要件相关的理论困境。在渎职犯罪领域,我国刑法采用的独立型立法模式凸显了对公务活动公正性这一“中间层法益”的专属保护,相较于依附型模式更能契合现代社会提前预防系统性风险的治理需要。欲充分发挥该模式所蕴含的优势,需要将渎职罪的不法评价重心从人身、财产法益转移到公务行为公正性法益上,从死伤、财产损失等结果转移到渎职行为本身的情节上。当前,司法者完全可以在条文语义可容许的范围内,遵循以渎职行为和公务行为公正性为核心的解释方向,不宜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认定为渎职罪的入罪标准。

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的成否

受领人将不法原因给付物据为己有的行为是否成立侵占罪,涉及法益保护、法秩序的统一性等诸多问题。肯定说不符合法益保护原则与法秩序统一性的原理,各种两分说所采取的区分标准不明确或者不合理,其结论也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民法上的合法行为,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违法行为,就此而言,刑法判断不应当具有独立性。民法上的违法行为,并不当然具有刑法上的违法性,在此方面,应当强调刑法判断的独立性。即使某种行为的合法性在民法上存在分歧,基于刑法的谦抑性,也不应将这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质言之,只要给付者基于不法原因将财物交付给他人,即使其是否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在民法上可能存在争议,也不应将受领人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

侵占不法原因给付物的认定困境与规范路径

不法原因给付所致的民事保护限缩效果具有不法给付行为和主体的规范侧重,投射于刑事可罚性层面,对不法原因仅在受领人单方及受领人不法程度更重时,不能对侵占行为予以绝对限缩甚至湮没。前置民事规范对越轨行为与不法状态的矫正主要通过干预理性经济人间的财产关系予以实现,而后置刑事规范,其所聚焦的主要关系不再为私人主体间利益冲突与平衡,而系国家作为公权力主体与越轨行为人之间的公私二元对立,转向对挑战法秩序的越轨行为予以更强制化规制与预防的新维度。民刑规范在以宪法为基石的法秩序体系中虽然具有适用顺序位阶、规制目的侧重等层面的不同导向,但其适用均以消灭并矫正与法秩序相冲突的不法行为及状态、维护巩固法秩序的稳定为共同指涉与依归。民事前置法对不法给付人与不法给付行为单方侧重性规制与预防,不能实质性矫正不法受领后逾越法秩序的不法状态,其规范目的的侧重所显现的局限性需通过后置刑事规范予以补足。

数据爬取行为刑事不法认定的应然转向

滥用数据爬取技术有必要动用刑法加以规制,但司法实务及理论界的主要观点皆以爬取行为避开或突破技术保护措施作为判定刑事不法性的依据,导致刑法保护对象发生偏误,也抽空了数据犯罪的法益保护内容,抑制了数据公共价值的释放。以数据分类分级为基础建构数据安全法益,对数据爬取行为刑事不法的认定要以在客观上侵犯数据安全法益,主观上对行为方式与爬取数据的总量、数据表征的信息内容存在明知的事实上进行。数据爬取行为刑事不法性标准的重塑可作为《刑法》第285条第2款的“违反国家规定”与“情节严重”之间构建适格的构成要件行为的过渡,并可为非法获取数据行为确立值得刑法规制的罪质。

“不法之法”:论王夫之诗法论的内涵与得失

诗法论相当于创作论。相比于情景论,王夫之的诗法论是一个较少被学者关注的论题。王夫之反对律诗创作的定法与成法,称其为“非法之法”。在八股文理论对诗歌创作的深度影响下,他否定制义学造成的“死法”;在格调派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否定格调派造成的“死律”。王夫之提倡“不法之法”及与之相关的“意脉”说、“一气”说、“一意”说,主张“以古诗作律”。从实践角度而言,王夫之的诗法论有符合诗歌创作规律、突破旧说的一面,也有标准过高、难以践行的一面。从思想基础来看,王夫之诗法论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拓宽了中国古代诗法理论的阐释空间。

关于禁止盗用《图书馆论坛》名义进行不法活动的严正申明

近年在互联网上,一些所谓的代写论文的机构和个人将《图书馆论坛》列入所谓的服务期刊之列,索价高达数千元甚至几万元:还有一些机构和个人盗用我刊名义或仿冒我刊网站,在互联网上发布征稿启事,进行不法活动。为避免作者上当受骗,维护《图书馆论坛》合法权益,我刊严正申明,并告知广大作者。

论规范的故意概念对不法与罪责区分论之否定——从一个学术史的考察开始谈起

从学术史的发展角度看,不法与罪责的主客观二分具有多义性。随着法益侵害判断的主观化与归责理论“客观化”原则的倾塌,故意犯在不法层面的行为归属判断的主观性格日渐显现。犯罪故意不是事实的心理要素而是具有规范功能的判断要件。规范的犯罪故意概念应包含认知、行为决意与情绪意志三部分,其中违法性认识应填充于情绪意志之中从而架构起犯罪故意的规范面向,而期待可能性作为个人的行为能力判断则是规范故意的成立前提。至此,罪责阶层的两大主观化要素统一于规范的犯罪故意概念,既有的不法与罪责的二分法将名存实亡。

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中“不法职业”的分析与应对

近年来,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中出现了不法贷款中介、职业放贷人、职业背债人、维权代理人、征信修复人等职业,这些“不法从业者”利用虚假信息、欺诈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银行贷款,给商业银行带来了经济损失,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商业银行贷款全流程环节中涉及的“不法职业”形成特点、成因,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维护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紧迫性”判断的类型化建构

不法侵害紧迫性的判断是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关键,然而《刑法》的规定并不明确。我国关于正当防卫紧迫性的主流学说为“事后判断说”,其对防卫人过于苛求且具有片面性,已无法适应司法实践新潮流。应以“防卫人合理确信说”为学说基础,对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紧迫性的判断标准进行类型化处理,以促进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真正实现法理与情理的统一。

“套路嫖”行为的不法诠释与罪责认定

“套路嫖”不是规范的法律概念,而是实务界对于以提供虚假色情服务诱骗高额充值消费的一种形象描述,其行为方式隐蔽,法律关系刑民交织,近年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套路嫖”行为评价为诈骗罪予以刑事处罚,在不法层面上,存在“欺骗行为”“不法原因给付”“财产损失”等构成要件价值判断的争议聚焦;在罪责层面上,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规范评价的法理聚讼。借鉴德、日等域外国家和地区相关刑法理论与刑事判例,进一步厘清“套路嫖”不法内涵与罪责边界,检视以诈骗罪规制“套路嫖”的法理适格性与现实妥当性,有利于推动案件的溯源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

110与12345联动 严厉打击辱骂话务员等不法行为

为保障12345热线正常工作秩序,防止热线公共资源被长时间占用,杜绝热线受理过程中不文明行为,1月12日,鞍山市党群服务中心会同鞍山市公安局建立“依法处理热线受理过程中违法行为的联动工作机制”,制定具体流程,严厉打击拨打热线辱骂、威胁、恐吓平台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

遭遇不法侵害的依法应对(一)

1在外地放蜂遭到不法敲诈、勒索时如何应付?养蜂人在异地进行蜜蜂养殖,经常会遇到一些图谋不轨之人的侵扰,这些人会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对养蜂人进行敲诈和勒索。比如说,他们会向养蜂人索要所谓的地盘费,或者强行收取养蜂人的蜂蜜等财物。这些行为的核心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他们通常会利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式向养蜂人索取钱财,这使得养蜂人在经济上受到损失,在身体上可能遭受伤害,同时在精神上也会受到恐惧和压力。

不法原因给付视角下催收非法债务行为的规范性认定

《刑法》第293条之一所保护的法益不包括财产法益,而是社会法益与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结合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应以“4倍LPR”替代“24%基准线”整体沿用“两线三区”的划分,同时将超过“36%基准线”的绝对违法债务排除出本罪的适用范畴。在讨论本罪与财产犯罪等罪区分依据的基础上将严重程度不同的催收行为与不同性质的非法债务进行组合,可以规范认定本罪与类似犯罪的竞合问题。

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不法及其对罪刑的指引

我国当前立法、司法实务对待拐卖与收买妇女犯罪的态度可以概括为“重拐卖轻收买”。立法为收买犯罪设置了与拐卖悬殊的法定刑,给司法、执法划定了框架、奠定了基调。司法、执法当然要用足、用好刑法,但前提应当是立法准确、充分评估收买犯罪的不法。收买妇女与拐卖妇女相同的不法是,买卖行为都侵犯了妇女作为平等主体的人格尊严,违反了禁止将妇女当作商品予以买卖的行为规范。这一相同的不法对收买妇女犯罪的意义是,收买行为本身就有充分且独立于后续犯罪的不法,被害妇女的同意不能阻却买卖行为的不法等;对收买妇女犯罪法定刑的意义在于,既然买卖妇女的不法与一般预防必要性相同,买卖就应当同罚,而不能基于“刚需”、期待可能性较低等理由继续维持买卖悬殊、收买犯罪畸轻的法定刑。

遭遇不法侵害的依法应对(二)

(续上期)4因自卫造成严重后果时,如何依法处理?当养蜂人在饲养蜜蜂过程中遭遇非法侵害,或者为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不得不对不法侵害者采取的自卫行为导致自身遭受经济损失时,养蜂人完全有权利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向侵权行为人寻求民事赔偿。

论不法原因给付的制度构造

不法原因给付是指当事人基于违反强行性法规或公序良俗的原因所为的给付。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61条以及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8条、第59条确立的"返还+追缴"处理模式存在明显的理论体系上的漏洞以及实际操作上的难题,且现行法对于不法原因给付存在调整范围不完整问题。未来我国民法典应重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确立主观原因理论在不法原因给付问题的基础地位,将行为人的动机与目的纳入考量范围;以此为基础,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涵盖下的"强反社会性"的不法原因给付认定为无效,并确立不得返还为原则、可返还为例外的处理模式;将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内涵之外的一般道德的不法原因给付借助自然之债处理。对违反公序良俗的给付行为的认定,应坚持审慎的态度,结合原因理论,从当事人的动机、目的等判断当事人的不法程度,进而对是否必须否定其效力做出判断,以期在实现私人自治的基础上兼顾公共利益的保护。

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

私人不法取证是私人以非法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证据的行为。私人不法取证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但与公权机关非法取证存在诸多不同。关于私人不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不应排除说、法秩序一元说、权衡理论等诸家学说中,权衡理论更具有合理性。针对我国当前立法对私人不法取证问题规定的空白,应根据权衡理论对私人不法取证进行分类排除。

不法原因给付及其制度构建

不法原因给付是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上一项重要的制度。文章全面论述和评析了不法原因制度的相关内容,对不法原因给付处理机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我国民事立法应建立完善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具体理由和构想。

论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区别的理论基础

刑罚权和行政罚权是公权力结构体系中的保障性要素,合理界定刑罚权与行政罚权的调整范围,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刑罚权与行政罚权在调整范围上存在着重叠和交叉的现象,因而有必要清晰地界分两种不同性质公权力作用范围的基本领域,即区别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其中,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区别的理论基础,是该问题的逻辑起点。立足于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各国相关的立法现状,区别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理论主要存在质的差异说、量的差异说和质量的差异说三种观点。与片面的量的差异说和质的差异说相比较,质量的差异说被更多的学者认可。但在我国具体适用质量的差异说时,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法制国情和理论现状明确并丰富质量的差异说,确定"质"与"量"的内涵和标准,并梳理"质"与"量"的关系,以使该学说在我国的应用更加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