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犯与主犯的功能分离:比较的维度与中国的立场

大陆法系国家中有关共犯的立法体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模式:单一正犯体系与二元区分体系。二元区分体系之下必须要回答正犯与共犯如何区分的问题。由于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采取二元区分体制的国家在立法上明确区分正犯与共犯,且教唆犯、从犯(帮助犯)的处罚不能高于正犯,在这一背景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愈趋实质化。我国当下的共犯立法在应然层面上不能采取单一正犯体系,应该采正犯与主犯的分离式阶层判断体系。正犯的功能在于不法的连带性,主犯的功能在于刑罚的调节性。基于此一立场,间接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等概念均不应存在。我国立法之下的正犯应该形式化地予以理解。

犯罪参与中不法判断的独立性——从区分制到单一制

学界历来承认犯罪参与中存在不法专属现象。为保证体系完整,对各参与者的不法情状之判断,应当从“整体加独立模式”转变成“独立模式”,将处理共犯脱离、共犯中止等案件的思考方法贯彻到处理其他共犯案件的过程中。考虑到个体责任无法以整体不法为前提,上述转变实乃责任主义的题中之义。不法判断独立性的立论依据在于,包括共同正犯在内的广义共犯的不法具有独立性,不从属于正犯或者其他共同正犯,因而不得将某参与者的不法性质作为认定其他参与者的不法性质的根据。较之不法连带论,不法独立论能达致体系性思考和问题性思考的统一,并且在判断过程上更为简便,易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掌握执行,还是我国刑法采取的单一制犯罪参与体系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