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上的“法盲”及其规范化

在我国的行政处罚理论与实务中,从刑法学上借鉴而来、用以苛责“法盲”的禁止错误理论,尽管获得了全方位认可,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来看,其并不一定合理。禁止错误在类型上分为可避免的禁止错误与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前者奉行不知法不免责,但后者则可以构成免责。从整体上来看,行政处罚的政策性属性,决定了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在行政处罚活动中大量存在,奉行严格意义上的“不知法不免责”原则,与尊重意志自由的责任主义立场有所违背。因此,立法者需要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改过程中,增设禁止错误条款,实现法盲问题的规范化,一方面将“不知法不免责”予以法定化,同时另一方面将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的处罚责任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

违法性认识理论的本土化构建

法定犯时代的到来使得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失去了立论根基,而在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相关理论中,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是符合当前司法实践发展需求的应然选择。在坚守具有中国特色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前提下,应当认为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属于故意的明知内容。贯彻适用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的难题在于证明方法,刑事推论规则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思路,有助于促进违法性认识理论在我国的本土化构建。

违法性认识之今昔命运与现实问题:与焦旋同学讨论

“知法推定”本身并非国家权威主义的产物,早在自然犯时代就因基础不牢、对象宽泛而难以自圆其说,各主要国家都作了缓和。各种犯罪论体系内部都能独立、合理地处理违法性认识问题,犯罪故意与违法性认识的分合之争只是教学法问题。为避免将“法律过失”强行作为犯罪故意论处,应采严格故意说,即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故意。法律处罚相应的过失犯罪时,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成立过失犯罪。法律不处罚过失时的所谓“处罚漏洞”是刑法分则“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的整体结构造成的,不应以此作为否定严格故意说的理由。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成立“法律过失”属开放的犯罪构成,应委由司法工作人员个案裁量。

论刑事政策视角下的违法性认识问题

价值观的相对性对于人们认识事物和适用事物具有重要影响。刑事政策立基于国家权力,旨在维护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社会防卫意图明显。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的社会防卫属性天然地符合形势政策维护社会统一秩序的功能需要。于是在刑法没有将违法性认识理论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评价因素予以吸纳的情况下,违法性认识成为了刑事政策这张大手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然而,深植于责任主义土壤的违法性认识问题,具有抑制犯罪心理和保障人权重要价值,是刑法价值与功能的缩影,其应当跨过李斯特鸿沟,在刑法中重归其定位,而不应在形势政策的流变中湮灭其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