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经济研究的一种新方法

随着不确定性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对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发现有很多不确定性经济；问题是无法用期望效用理论去解决的，如Elsberg悼论。到了gO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用不可加性的置信概念来替代可加性的概率，利用丘奎特积分，建立起一套新的丘奎特?..

不确定性经济学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企业作为现代经济中最核心的组织之一,其作用是为它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价值。企业的管理者在确定条件下的理性决策原则是很容易理解和说明的,在清晰的交易环境下,确定的交易成本和收益使企业的决定非常简单,只要坚持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就可以解决。但是,一般而言,在现实生活中的决策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那么,企业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原则涉及到经济学对不确定性的认识。

减税降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双元创新

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研究减税降费对于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减税降费对企业开发式创新的影响,但对于减税降费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

经济不确定性、资产效应与居民消费

构建包含经济不确定性的居民最优消费决策数理模型,推导出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居民消费的资产效应机制,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设立省际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整体上看,经济不确定性通过资产效应机制降低了居民消费支出。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引发市场系统性风险上升,提高了居民资产的风险溢价,迫使资产价值缩水,降低了居民对风险资产市场的投资意愿和参与程度,导致资产性收入下降,最终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上看,经济不确定性主要通过降低房产价值和资产性收入的路径抑制消费支出,其中承担房贷的居民受经济不确定性的负向影响更明显,消费缩减程度更大。由于国内居民资产配置结构不均衡,金融产品对家庭消费的资产效应相对较弱,经济不确定性难以通过股票等金融资产价值和金融市场参与度影响消费。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

近年来企业“漂绿”现象屡见不鲜,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文章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呈现“U”型关系,且样本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处于“U”型左侧,发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环境认证、媒体关注和高管环保认知可以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对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也从外部宏观波动的角度为规范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

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当前,减税降费已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举措。文章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深入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考虑股权性质、地区分组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的正向效应,但对策略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在非垄断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在大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策略式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文章为减税降费政策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减税降费政策嵌入企业双元创新提供经验启示。

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融合与制造业企业绩效提升——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从嵌入式服务化和混入式服务化的双重融合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2008—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嵌入式服务化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但在区域分布、所有制结构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混入式服务化中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嵌入式服务化的推动作用和对混入式服务化的抑制作用。

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与中国家庭经济活动

当今世界,国外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将对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在测算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和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这种负向作用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消费水平群体的家庭耐用品消费均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中等消费水平群体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在外向型产业占比更大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和消费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更大。而拥有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是缓解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经济活动负面影响的重要调节方式。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家庭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时,会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持有,增加持有无风险资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公司融资和创新活动受阻,公司采取适当的信息披露策略有可能缓解这种不利影响。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在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公司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调高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可吸引更多的证券分析师关注,使公司信息环境得到改善,进而降低市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公司从外部获取融资的能力。我国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准则范围内充分发挥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信息传递功能,以增强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把握好自身发展的机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对羊群行为的影响

基于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数据,运用CCK模型对羊群行为进行测度。实证结果表明,2020年以前的市场交易中不存在较为明显的羊群行为。但此后尤其是行情下跌的交易日中,羊群行为比较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水平的提高,羊群行为随之增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文章采用系统性风险指数(SRISK)测算银行系统性风险,并构建MS-VECM模型,验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非线性动态调整机制及其结构变化。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相互作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误差修正作用;该长期均衡及其锚定调整下的短期误差修正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制结构变化;收敛、稳定与扩张三个区制状态都具有非对称性特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影子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影响是否一成不变?考虑到2008年后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影子银行;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影子银行。这种阶段性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企业影子银行与实体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主要通过运营资产传导。第二,经济金融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差异性影响。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具备融资优势或处于经营弱势的企业更易从事影子银行活动,且两者对于企业影子银行的扩张效应具有叠加影响。本文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风险问题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国际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加上“外国劣势”的影响,投资者会减少对外投资,从而使国际资本出现本土化倾向的异常流动。采用24个发达经济体、25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将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分为外逃、撤回、激增、中断4种类型,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异常流动少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资本外逃和激增的概率,并增加资本撤回和中断的概率;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经济体4种异常流动的影响都显著,而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只显著影响了资本外逃和激增;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其他投资的4种异常流动,并显著影响直接投资的外逃和激增、证券投资的外逃和撤回;金融开放水平较低时,金融开放会强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但当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应建立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监测平台,完善国际投资监管机制,并积极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问题,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数字金融、融资约束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显著正相关;数字金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防止企业过度虚拟化提供参考。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非对称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基于非对称影响的视角,构建一个融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和经济波动的Mundell-Fleming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各要素的非对称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物价水平的促进效应,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此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大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抑制效应。以上结果均通过稳健性检验。因此,央行需要加强对汇率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的关注,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

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投资者情绪,银行业需承担应对经济衰退、化解银行风险和实现经济高质量稳定增长的责任。本文利用MVMQ-CAViaR模型测度了2008—2021年所有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在投资者情绪转换作用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边际效应结构变化。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效应,使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净边际效应,以指数转换模式发生结构变化。据此提出正确处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投资者要保持理性情绪以及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本文首先根据银行间溢出效应,采用基于LASSO-VAR的广义溢出方差分解模型构建银行风险传染网络,识别银行风险传染网络中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其次结合BK溢出指数,从频域的视角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大型商业银行的节点重要性有所上升,高频时的网络结构更加紧密。对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来说,贸易政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银行风险。研究结果为我国银行业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经济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长期波动的非对称效应

本文运用A-GARCH-MIDAS模型深入探讨了宏观不确定性(MU)、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的总体和周期变化对股市长期波动的非对称效应,并进一步解析了两种经济不确定性非线性效应的风格投资异质性。结果显示:(1)MU存在显著的“好”“坏”性质非对称性,而EPU则存在显著的“上升”“下降”趋势非对称性。(2)经济不确定性对股市长期波动的推升作用在其中长期的“恶性”变化中体现,而长期经济不确定性的“良性”变化则具有显著的压降作用。(3)从市场风格来看,“好的”MU变化影响范围较小,但具有市场风格异质性,而EPU的“上升”变化影响范围较大,但影响强度较为接近;从行业风格来看,MU对行业指数长期波动仅存在单方向变化的“边际效应”,且不同性质的变化作用于不同行业,而EPU对行业指数长期波动的非对称效应更为明显。

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机理——基于时变风险偏好视角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考察宏观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从时变风险偏好视角出发揭示该影响的机理。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受到的影响最小;宏观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流动性偏好”渠道、“流动性资产转移”渠道、“错失恐惧”渠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变动,在宏观不确定性处于低于预期的高波动区间和宏观不确定性较高时,“流动性偏好”渠道在即期发挥的作用和“流动性资产转移”渠道、“错失恐惧”渠道在远期发挥的作用较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流动性资产转移”渠道和“安全资产转移”渠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变动,2008年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这两种渠道在即期发挥的作用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