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构建和完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已成为联合国人权宪章确立的一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此原则不仅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而且对于进一步加强诉讼民主、文明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确立已成为一种必然。

论我国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构建

随着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2004年的宪法修改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条重要原则写入宪法,在司法改革中对人权保障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在我国,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论侦查中的强制解密——基于不被强迫自证己罪的视角

从功能性与义务性视角以及域外法律实践的变化来看,不被强迫自证己罪原则将犯罪嫌疑人的公民义务限缩在消极忍受的范围内。在犯罪证据越来越多地以数字化加密形式出现的背景下,强制犯罪嫌疑人解密电子设备扭曲个人意志,突破其消极忍受国家追诉义务之界限,有违不被强迫自证己罪的原则。但如今政府与科技公司之间展开的破解加密和升级加密的“军备竞赛”给侦查机关获取加密证据制造了强大的技术壁垒,犯罪嫌疑人自行解密成为绕开技术难题的必要途径。为解除犯罪嫌疑人自行解密的法律限制,可以审慎调适传统司法制度中的不被强迫自证己罪原则,以应对加密技术给电子设备搜查带来的挑战。借鉴美国司法实践中的“既定结论规则”并进行本土化构建,设立我国的解密“三要件”规则,或许是一条符合不被强迫自证己罪原则、保障取证程序合法、维持正当程序和犯罪控制之间平衡的纾困途径。

不自证己罪原则于行政程序之适用——以欧陆法为考察中心

假如于行政程序中得强迫公民提交犯罪证据,并在对其进行的刑事追诉中使用,不自证己罪原则便不过一纸空文,是以行政程序领域亦有适用不自证己罪原则之必要。至于适用之方式,相较而言,证据运用禁止的方案最能够平衡兼顾国家行政利益的保障与个人不自证己罪的自由,可作为我国未来法制改进之借镜,但首先应明确证据运用禁止的效力范围。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主体范围的扩展——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研究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已于2012年正式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标志着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我国立法中得以确立。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该条款是否适用于涉案企业等单位主体,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该权益的主体扩展到单位也无实质意义。在企业合规改革逐渐深化的当下,加强对涉案企业刑事追责过程中相关诉讼权益的保护,与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的诉权保护立法简陋的矛盾日益凸显。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单位明确规定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的主体,并辅以配套保障制度,已成为完善单位犯罪立法、保护涉案企业正当法律权益的必然选择。虽然,单位因为不具备自然人的耻感,对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进行保护的紧迫性较自然人弱些。但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在我国当前社会事实下仍有其正当性基础。我国应秉持制度功利主义权利观,通过立法明确赋予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

如实供述与自愿认罪的新构建——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受到两方面的限制:其一是保留的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其二是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狭窄的认定范围。因此,有必要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重构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即扩大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范围;恢复自愿认罪的程序意义;对被强迫如实供述的,能确定无罪的宣告无罪,不能宣告无罪的,应从轻、减轻处罚。

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之解读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是最能体现人权保障的宪法意义上的诉讼权利之一,亦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但其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所处的位阶较低,不能起到提纲契领的指导作用,且新《刑事诉讼法》中未规定作为其程序保障的沉默权,也没有取消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这在理论上是有矛盾的。因此有必要在新《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原则作深入解读。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制度渊源及在中国的贯彻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公开承认强迫公民认罪的非正当性,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又一重大突破。要实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价值预设和法律功能,需要对其制度渊源与正当性作进一步的考察,以促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中国的贯彻与落实。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理解与运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就是说,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早在2012年修订的过程中就引入了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它是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必须贯彻执行的一项证据规则。

浅谈“如实回答义务”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影响——兼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程序保障

本文以对《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义务"的阐释作为基础,分析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在人权保障视角下,"如实回答义务"对我国的刑事司法进程产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如实回答义务"也会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发生冲突,本文提出应当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指导地位,从犯罪嫌疑人利益角度重新理解"如实回答义务",进而提供了旨在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提供程序保障的合理路径。

比较与借鉴: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欧洲国家在适用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方面有着比较成熟的做法,为了保障被追诉人此项特权的有效性,具体从如下三点着手:其一,将此特权的适用领域拓展至行政法领域。其二,对秘侦措施中的隐秘探话进行必要的限制。其三,对刑事扣押对象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此项特权,但与之相关的立法存在冲突,有关的配套制度付之阙如,严重影响了被追诉人此项特权的有效性,需要借鉴欧洲人权法院的做法予以完善。

试论我国应确立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现代法制国家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禁止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本文主要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结合我国国情探讨如何确立该原则及其配套规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应当采纳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根据我国国情,在确立该原则的同时,设计相应的配套规则。

论我国刑事诉讼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完善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法治国家刑事诉讼领域的重要原则,我国新刑诉法虽有明文规定的,但有明显不足。建议从法条表述、地位设置、确立沉默权、设立相关配套制度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冲突和解决

当前我国正大步迈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自行监测作为环保领域数字化转型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企业根据自行监测所获取的监测数据有可能成为企业违法犯罪的不利证据,企业面临着因自我提供的证据从而导致陷入“强迫自证其罪”的题难,这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精神实质不相符合。本文认为,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存在着冲突,但自行监测作为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对冲突有一定的合理性解释,从合理性角度上论证只能证明自行监测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不能实质性解决冲突。为寻求解决路径,本文从企业权利和法律价值的角度,平衡两者的冲突,最后将社会信用制度引入环保领域,从冲突的量、冲突的质以及自行监测制度的局限性三个层面分析冲突,提出优化路径。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作为人权保障的一种原则体现,公民宪法权利在诉讼程序中的活的运用,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重要趋势,理应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所吸收。为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章证据部分对其加以规定,然理应属于原则部分的规定却体现在证据章节,在笔者看来,甚为不妥,同时笔者将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现有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该原则的适用加以浅显的探究,以期未来刑事诉讼立法能结合该原则的重要作用,将之体现于基本原则部分。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名实辨析——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背景的考察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迎合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一大亮点,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规定并未突破单纯的证据规则的羁绊,从而上升为统摄整部刑事诉讼法典的原则性规定。同时,"如实回答义务"的保留也减损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完整内涵,加之,程序性保障机制的不完善,最终可能导致我们对其人权保障效能的期望难以完全实现。因此,当下及今后的任务是在厘清其既有缺陷的基础上对其继续修正和完善,以实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从单一的"证据规则"向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嬗变。

浅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产物。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有效贯彻该原则,值得我们探讨。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概念、与沉默权的比较、入法原因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分析,探讨如何将该原则更好地运用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入法

当前司法实践中强迫自证其罪的情况屡有发生，造就冤假错案，扰乱司法公正。结合强迫自证其罪的危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法治精神和实行的现实性，建议“不得强迫白证其罪原则”入法，赋予犯罪嫌疑人陈述的选择权；赋予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的权利，同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我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若干问题研究——兼议我国沉默权现状之争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条款赋予被追诉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的权利,确立了口供自愿性规则,使我国刑事诉讼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沉默权制度仍未能在我国得到确立,这主要是受我国刑事政策等因素影响,刑诉法第118条"如实供述"条款的保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与此同时,构建配套的制度规范,更好地推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适用也是目前加快司法改革进程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