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中的强制解密——基于不被强迫自证己罪的视角

从功能性与义务性视角以及域外法律实践的变化来看,不被强迫自证己罪原则将犯罪嫌疑人的公民义务限缩在消极忍受的范围内。在犯罪证据越来越多地以数字化加密形式出现的背景下,强制犯罪嫌疑人解密电子设备扭曲个人意志,突破其消极忍受国家追诉义务之界限,有违不被强迫自证己罪的原则。但如今政府与科技公司之间展开的破解加密和升级加密的“军备竞赛”给侦查机关获取加密证据制造了强大的技术壁垒,犯罪嫌疑人自行解密成为绕开技术难题的必要途径。为解除犯罪嫌疑人自行解密的法律限制,可以审慎调适传统司法制度中的不被强迫自证己罪原则,以应对加密技术给电子设备搜查带来的挑战。借鉴美国司法实践中的“既定结论规则”并进行本土化构建,设立我国的解密“三要件”规则,或许是一条符合不被强迫自证己罪原则、保障取证程序合法、维持正当程序和犯罪控制之间平衡的纾困途径。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本土化

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内涵作出合理的界定,这是涉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本土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强迫"一词的理解不宜过宽,应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对"强迫"进行综合界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行为一定要有获取口供的主观故意。对这些问题与困惑的系统梳理至关重要,这也是我们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本土化构建中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引入并不意味着侦查人员不能为获取供述做出任何努力,更不意味着口供地位的降低。"强迫"的认定要符合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标准。既要在主观上具有"强迫"(获取口供)的故意,又要在客观上达到一定的"剧烈"程度,这实际上将一些具有强迫外观但不符合认定标准的行为排除在外。

拒绝提供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正当性反思——以刑事程序权利保障为视角

从刑事程序权利保障角度而言,《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拒绝提供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对不少国家和地区承认的不得强迫自证己罪权和拒绝证言权构成了威胁。我国《刑法》中长期存在这种损害刑事程序权利的罪名,值得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深刻反思。为提升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和正当性,刑法学研究除了需要内部反思外,亦需加强与宪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以及其他部门法学的交流。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探析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是一切崇尚法治的国家所必须坚持的刑事司法准则,也是法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重要的宪法权利。自美国宪法正式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能力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正在进行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同样有必要确立这一特权规则。为此应当废除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义务,建立和完善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有关的配套规则,同时在宪法上将这一特权正式确立为公民的宪法权利。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主体范围的扩展——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研究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已于2012年正式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标志着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我国立法中得以确立。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该条款是否适用于涉案企业等单位主体,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该权益的主体扩展到单位也无实质意义。在企业合规改革逐渐深化的当下,加强对涉案企业刑事追责过程中相关诉讼权益的保护,与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的诉权保护立法简陋的矛盾日益凸显。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单位明确规定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的主体,并辅以配套保障制度,已成为完善单位犯罪立法、保护涉案企业正当法律权益的必然选择。虽然,单位因为不具备自然人的耻感,对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进行保护的紧迫性较自然人弱些。但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在我国当前社会事实下仍有其正当性基础。我国应秉持制度功利主义权利观,通过立法明确赋予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

基本属性与核心概念之争——评析“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条款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此次被写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引起国内外关注。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又向国际标准迈进一大步的标志,该条款在有效遏制刑讯逼供问题上也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有关该规范的基本形式和核心内容的问题,或者歧义纷生,或者没有得到重视。从文本整体性和社会性角度来看,该条款在目前的中国不属于基本原则,也不具有原则规范所应有的分量。从欧美司法实践判例来看,"强迫"远远超出刑讯逼供的含义,对其判断的标准在行为角度和口供角度之间转换。

如实供述与自愿认罪的新构建——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受到两方面的限制:其一是保留的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其二是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狭窄的认定范围。因此,有必要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重构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即扩大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范围;恢复自愿认罪的程序意义;对被强迫如实供述的,能确定无罪的宣告无罪,不能宣告无罪的,应从轻、减轻处罚。

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侦查讯问——侦查讯问的法理学思考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作为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讯问活动起着重要的规制、引导作用,是刑事司法中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一国是否真正尊重、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人权,促进刑事侦查活动的科学化;二是促进了司法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三是促进了法的终极目的实现。因此,它必将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及法的实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于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之研究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也包括证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由于我国没有建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这就使得证人作证制度不够完善,难以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借鉴英、美、日等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我国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必须确立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建立证人豁免制度,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以此切实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刑事诉讼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内涵及其制度配套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纳入条文之中,但不能就此认为我国已经建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本文基于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不同解释,结合国际通行准则,归纳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存在的三种内涵,以及本义内涵上的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我国"如实供述"条款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并通过比较方法,提出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建立的相应配套制度和例外情形。

构建和完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已成为联合国人权宪章确立的一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此原则不仅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而且对于进一步加强诉讼民主、文明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确立已成为一种必然。

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之解读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是最能体现人权保障的宪法意义上的诉讼权利之一,亦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但其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所处的位阶较低,不能起到提纲契领的指导作用,且新《刑事诉讼法》中未规定作为其程序保障的沉默权,也没有取消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这在理论上是有矛盾的。因此有必要在新《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原则作深入解读。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理解与运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就是说,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早在2012年修订的过程中就引入了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它是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必须贯彻执行的一项证据规则。

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我国的确立与完善——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4条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不仅为西方国家普遍承认,也是联合国人权宪章所确立的一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为此,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引入了该规则,从而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加民主、文明。但目前该规则引发的争议仍然较多、立法矛盾尚存、相关配套制度也仍然欠缺,因此,应以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制度渊源及在中国的贯彻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公开承认强迫公民认罪的非正当性,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又一重大突破。要实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价值预设和法律功能,需要对其制度渊源与正当性作进一步的考察,以促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中国的贯彻与落实。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明确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在之后的一系列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最这一原则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这一原则现主要包括了被告人和证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浅谈“如实回答义务”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影响——兼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程序保障

本文以对《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义务"的阐释作为基础,分析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在人权保障视角下,"如实回答义务"对我国的刑事司法进程产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如实回答义务"也会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发生冲突,本文提出应当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指导地位,从犯罪嫌疑人利益角度重新理解"如实回答义务",进而提供了旨在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提供程序保障的合理路径。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中国化建构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一项具有普适价值的权利保障内容。随着《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这项原则或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也将呈现出明显的实效性趋势。可以预见的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在未来的刑事司法程序中,或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建构体系,并积极促进公正和效率价值的正当平衡。

拒绝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

随着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深入,拒绝强迫自证其罪和沉默权已引起法学界的关注。但理论上对两者的关系存在模糊的认识。本文就二者的内容,不同学说的相互联系与区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以期弥补理论上的不足,更好地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