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保护法益角度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事责任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不能仅仅定性于人身不可买卖性、个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单一法益。对于该罪保护法益的定性,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执法时对该类犯罪的认识及惩戒力度。买卖人口犯罪违反了社会一般道德准则,损害了社会文明的基本伦理,也违反了宪法原则、自然法以及法律规定的人身不可买卖禁令,严重侵犯了被买卖者的人格尊严。买卖人口除了把特定受害者工具化、物化和商品化以外,还会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威胁,使得大家都面临着被普遍工具化、物化和商品化的风险,从而引发了共情焦虑。该罪不仅侵犯了被收买者的人格尊严,同时也侵犯了人类全体的人格尊严,故该罪的保护法益是复合法益。同时,基于罪行均衡原则,应当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收买人口犯罪的法定刑。此外,设置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情节加重犯,将收买行为之后实施的侵犯被害人人格尊严或其他人身权益、但达不到犯罪的行为作为收买犯罪的情节加重犯,较为合理。

回应社会关切与刑法自洽: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流向——以“徐州事件”为切入点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反映了现行刑法生存权优位的立法理念,现行刑事司法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评价受到立法、经济社会当时状况的制约。“徐州事件”引发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论争隐藏的是公众的价值观念已经由生存权优位逐渐转变为发展权优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为这种观念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作为公众意志集中体现的刑法规范应当对此予以回应。发展权视野下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与其社会危害性、其他的收买型犯罪并不匹配,司法实践亦应体现公众发展权视野下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规制期待。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之应然调试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设置存在刑不制罪、内外不协调、预防效果不佳等问题,易引发社会价值冲突与争议,应改进该罪名刑罚设置的直观形式标准,在借鉴域外立法的背景下,通过分级制裁、增设罚金等措施提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益审视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我国刑法在拐卖人口类型犯罪下的独特罪名设置,区别于统一的拐卖人口罪的设置方式,我国刑法区别处理这两种犯罪行为,并在法定刑的设置上有所不同。部分严重的收买案件被媒体报道后,民众对法定刑设置有许多质疑。事实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本质是法益层面的,由于罪名设立时并没有正确认识法益,从而造成法定刑面临割裂等问题,因此,应重新梳理本罪的保护法益,从而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题。

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完善

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处罚,我国立法还存在着法定刑偏低、刑罚种类单一、从宽条款不明确等问题。围绕应否提高本罪的法定刑,不少学者从体系解释、刑罚目的以及法律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并提出各自的意见。为有效实现保护被害妇女、儿童法益的目的,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用原则的前提下,基于预防和打击收买妇女儿童犯罪的现实需求,同时合理借鉴域外的相关规定,以法定刑的提升为切入点,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处罚进行立法完善,以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处罚问题和立法完善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否需要立法完善是当前刑法学界所面临的“囚犯难题”,在改革派与保守派针锋相对、僵持不下的论场下,对刑法第241条的立法完善之命题应当以现实司法实践为依据。通过对司法案例的数据分析可得出,刑法第241条当前面临着处罚不对等、刑罚适用较轻和数罪并罚较少等立法缺陷与司法困境。对于此,应当从处罚依据和处罚方式处入手,补充犯罪对象、整合条文结构,并以提升自由刑和设立财产刑为手段对刑法第241条予以立法之完善。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追诉时效困境及其破解

在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观念偏差、对刑法规范的误读、刑法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立法漏洞、该类案件自身特点等因素共同导致面临追诉时效困境。应加强法治宣传与纠偏,通过严格司法减少积案;收买者教唆他人拐卖妇女、儿童后卖给自己的,既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也与拐卖者成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应数罪并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是对亲情关系的破坏,是对亲属合法权益的侵害,被收买者的亲属亦是被害人;行为人实施收买行为后,又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的,前罪追诉期限应该从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终了后开始重新计算;在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延续期内,收买行为的追诉时效当然不结束;基于社会稳定、子女抚养、个人意愿等因素,在“打拐”过程中应考虑当事人的情感变化。

论是否应当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人口买卖起源于封建社会,延续至今已有四千年历史。无论是从社会道德角度来看,还是从法制制度层面来看,在当代社会,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都侮辱和侵犯了人格的尊严,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已有明确处罚,相应犯罪行为随之有所减少,但此种犯罪依然屡禁不止,根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绝非朝夕之功。有鉴于此,我国刑法有必要加大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处罚力度。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法定刑配置研究——基于罪刑关系二元论视角

立法层面上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过低的不法评价和过低的法定刑配置,是司法实务频密地纵容此类收买行为的根源。罪刑关系二元论是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统一,是理解刑罚理念的关键所在。故此,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维度上,正确理解了该罪背后的理念价值与相关法理,才能对其罪刑关系作出正确认识,从而能够合理合法地设置与该罪相适应的法定刑。一方面,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应当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以提高刑法的一般预防效果。另一方面,站在报应主义的立场,应以相当的否定价值为尺度,厘清收买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确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定刑,即收买犯罪的法定刑的提高程度要以其不法程度为限。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配置之反思与展望——以人格权法益为视角

人格权是以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概括性权利。通过交易的方式把“人”作为“物”买卖,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事主体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要求,且基于收买行为形成的各种依附或婚配等关系又侵害了人格权的价值内涵。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确定为人格权更精准符合法教义学对本罪条文的解释。本罪的法定刑配置偏低和轻缓问题,使得现有刑罚设置既不能正确评价本罪所保护之法益,又造成了《刑法》体例上的矛盾和混乱,无法发挥立法对司法和执法活动的指引作用。3年以下的基本法定刑设置可适当提升至5年以下,同时配置加重法定刑,以期有效遏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这一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论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构成要件的司法认定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正常活动;犯罪主体是负有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中主管解救工作的工作人员、公安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以及负有会同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职责的其他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对本类犯罪的客观方面应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理解。

简析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的决定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刑法等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了修改、补充,这对打击拐卖和绑架妇女儿童等犯罪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决定》作为一个专项性的刑事立法,无论从他所规定的内容看,还是从立法技术看,

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下称《决定》)对刑法有关条款作了重大修改、补充后增设的新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适用《决定》专门发布了专项司法解释。但在实践中对这两罪中的有关问题认识上还存在分歧,本文试就此谈些粗浅看法。

关于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的几个问题

1991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国刑法第141条及其有关条款作了重大的补充或修改,不仅是保护妇女、儿童人身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武器,而且也是完善我国刑法的显著突破。本文拟就《决定》的有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关于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的几个问题

1991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国刑法第141条及其有关条款作了重大的补充或修改。这是对完善我国刑法的显著突破。本文拟就《决定》的有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拐卖妇女、儿童罪及相关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拐卖妇女、儿童罪及相关犯罪主要包括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以及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妇女、儿童罪等。当前 ,拐卖人口犯罪屡禁不止且异常猖獗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刑法》所规定的这些犯罪仍存在着立法缺陷。文章阐述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及相关犯罪的立法缺陷 。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客体及其刑法意义

拐卖行为客观上完全可能现实地侵害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身体安全或家庭关系,但是将其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稳定的法益,不仅不利于对妇女、儿童权益的周延保护,而且不能很好地反映刑法规定本罪的目的。将人格尊严视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既能实现相关刑法条文之间的协调,又揭示和反映了本罪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可以最大程度地拉近"剥削"与"出卖"之间的实质联系,有利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接轨。拐卖妇女、儿童罪与人口贩运罪之间的差异,不仅不足以影响我国全面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而且可以兼顾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本罪的打击范围,更好地反映国际法和国内法保护妇女、儿童的立法宗旨。采纳"人格尊严说",有利于确定"以出卖为目的"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有利于确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有利于否定"违背被害人意志"的构成要件地位。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

刑法第240条第2款不是关于实行行为的规定,而是关于共犯行为的注意性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该罪的法益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生命、身体的安全及人格尊严;该罪以卖出即对被拐卖人支配的转移为既遂;该罪是即成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与非法拘禁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的判断标准

在我国,尽管司法实践中的审判案例并没有以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卖出作为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的判断标准,但是,从刑法理论上来看,基于1997年《刑法》第240条的规定,以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卖出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是具有合理性的。这一方面是由拐卖妇女、儿童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和客体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又与对本罪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在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上保持统一的要求相适应。以本罪属于行为犯和目的犯为由而否定以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卖出作为本罪既遂形态判断标准的观点并不成立。此外,以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卖出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既遂的判断标准,也不会影响司法实践中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严厉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