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不认罪案件办理机制之实证研究

实证分析表明,与认罪案件相比,不认罪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相对更细密,检察官的案件处理较为积极,但在出庭支持公诉环节差异不大。此种状况一方面与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侦查案卷所载证据整体上的特点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检察机关实际的证明障碍与证明负担较低相联。从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角度审视当前不认罪案件的处理,显示的问题是公诉权的合法性因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完善而存在不足;公诉权的有效性也由于公诉权行使方式的粗疏而受到了影响。不认罪案件处理程序应该朝权利保障程度的提高与权力行使精致化的方向改革。

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合理构建

目前的交叉式程序和分离式程序由于忽视了我国不认罪案件审理的实践特点,因而存在着某些难以克服的缺陷。我国不认罪案件审理的实践具有证据信息展示的相对全面性、法官庭后阅卷的审慎性、庭审与判决宣判的时间间隔性等特点。合理构建不认罪案件的量刑程序应当利用这些特点,在充分认识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可因势制宜地将判决宣判程序改造成一种"独立式"简略量刑程序。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理想模式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量刑程序如何设计是当前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过程中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模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和隔离的量刑程序模式。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在于使量刑过程程序化、公开化,从而实现量刑公正,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针对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建立理想的量刑程序模式,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有效地分隔开来,有利于达到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以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为视角

两高三部于2010年9月13日联合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中国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并对相关机关的职责、量刑程序、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该意见存在不能有效保障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被告人的量刑参与权和辩护权的缺陷,从而可能对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造成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在坚持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的前提下,确立"先定罪、后量刑"的两步式庭审程序,并进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

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量刑程序的理论分析--基于新司法改革背景

我国当前实行的是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尽管该模式在被告人认罪案件中具有可行性,但在不认罪案件中却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则可有效避免现有模式的弊端。独立的量刑程序更符合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差异性要求,也更有利于实现程序价值和落实庭审实质化。此外,在案件繁简分流、认罪认罚从宽等新的司法改革背景下,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逐步具备了可行性。

完全独立量刑程序在不认罪案件中的构建

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确立,提高了量刑程序在审判中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如容易形成有罪预判、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交互影响等突出问题,在不认罪案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在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构建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必行路径。

他拒不认罪

被害人指控的犯罪事实时间都很久远,已经不可能提取到任何物证。同时,因为小雪此前没有跟别人提及过这些事情,无人能替小雪作证,取证工作面临困难拒不认罪,是某些嫌疑人惯用的手法。但拒不认罪,司法机关就不能对其追究责任了吗?当11岁被害人的证言遭遇50多岁嫌疑人的拒不认罪,我们办案检察官该如何辨析、抉择?

“不认罪”罪犯教育改造的思考与探索

“不认罪”罪犯是罪犯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不认罪”罪犯教育改造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工作,是新时代监狱必须面对且慎重解决的疑难问题。在罪犯教育改造过程中,需要高度警惕“破窗效应”下不服判决、不服管理、申诉缠诉、过度维权的个犯特征以及同伴压力、真相错觉的犯群表现,还要防止民警出现厌战情绪、畏难想法、自保意识、躺平心理等问题,可从形成政治高压态势、规范罪犯诉求途径、形成教育改造合力、完善激励体制机制四方面出发,推进“不认罪”罪犯教育改造。

“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证据裁判主义审视

在证据裁判主义的审视下,公诉人和审判人员对被告人"拒不认罪"表述的"从重处罚"之量刑意见,存在着两个"证据裁判悖论":一是它限制、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利,二是它紊乱了公诉人、审判人员在证据裁判程序的角色;同时,对于被告人"拒不认罪"的各种情形,公诉人和法官皆有相应的控诉证据和裁判证据模式,即"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和(零口供)"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两种(控诉或裁判)证据模式。对被告人"拒不认罪"进行"从重处罚"是不应当的,也没有必要。

“拒不认罪”不应成为“从重处罚”的理由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和法官认为被告人对指控的辩驳属于"拒不认罪",并对其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不符合诉讼职能区分的原理,有悖于控审分离、辩护权保障以及法官中立等原则。"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是建国初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审判领域的应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法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产生于非常时期的、体现浓烈政治需要的刑事政策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为了贯彻《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司法人员应从程序的价值和人权保障等角度审慎对待被告人"不认罪"的诉讼行为,不宜再将被告人的辩护行为视为"拒不认罪",进而"从重处罚"。

三个概念、两处“竞合”、两项“冲突”——认罪认罚从宽之法解释学评析

准确认识和把握“认罪认罚从宽”之内涵是适用该制度的基础和前提。“认罪”是指被追诉人自愿供述或承认其基本的犯罪事实;“认罚”是指被追诉人同意量刑建议并积极退赃退赔;“从宽”包含量刑上“优惠”和程序上从缓两个方面。“认罪认罚”虽与“坦白自首”“刑事和解”存在逻辑交叉与概念竞合,但实则是一种独立的量刑情节。累犯同样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拒不认罪”不应较之于“认罪认罚”一味从重处罚。

认罪案件与不认罪案件出庭公诉模式比较研究

认罪案件与不认罪案件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确立了繁简不同的诉讼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需遵循正确的价值导向,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认罪案件倾向程序简化,不认罪案件力求程序完整。实践中需要以办案组织的构建、法律文书的简化、出庭模式的集约化、庭前会议的扩大化等为载体,实行“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从而实现“繁案精办、简案快办”,提升办案质效。

以“疫”动人,感化不认罪者

2020年冬春时节,全国打响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战“疫”。监狱实施最硬核的封闭管理措施,同时坚持“封监不停教育,改造更有作为”。监区民警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坚决做到安全底线不动摇、阻击疫情不懈怠、教育改造不停滞、业务工作不拖沓,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的同时,把对不认罪罪犯易某的转化工作提上重要日程,通过团结协作、精准发力、综合施策,成功转化易某。

“系铃人”转化不认罪者

一般的转化不认罪罪犯工作,重心放在罪犯本人身上,监狱民警的大多数工作也是循着这条路径开展的。然而,对不认罪罪犯姚某的转化工作,却是在姚某家属身上实现破冰的。从认罪到不认罪罪犯姚某,今年52岁,高中文化。2005年4月,姚某虚构北京市某广告有限公司取得某工程广告开发经营权及对外承包权,骗取人民币800万元。

拒不认罪,就能逍遥法外?

一起幼女被性侵案件,犯罪嫌疑人始终拒不认罪,且案发时间久远,无直接证据证实案发经过……面对这样棘手案件,检察官抽丝剥茧,通过深挖案件细节,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最终形成证据锁链,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分别时刻,留守女童吐露惊天“秘密”。2009年8月出生的小雪,是名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和爷爷长年外出打工。

“不认罪型”案件证明模式研究——最佳解释推理模型之提倡

刑事证明是证成案件事实而非发现案件事实的活动,表现为证据到裁判的过程,这决定刑事证明必须与裁判要求相关联,然而在"乌托邦"式的证明标准影响下,我国当前未能就"不认罪型"案件的证明特征、证明路径和裁判结果等问题提供明晰的答案,刑事证明似乎成为"不足为外人道"的暗箱操作。取径于最佳解释推理模型,以"接受"为推理起点,控辩双方基于已有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生成解释推理版本,裁判方在可废止性规则指引下对此进行选择、评估,最终确定最优域值解释推理版本作为裁判结果,并对法官作出裁判的要求进行定义,以实现案件事实在最大可能的理论陈述中进行确证和刑事判决证成的公开化。

警犬山林搜获毒品1例分析

一、案件基本情况××××年×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县公安局禁毒部门根据可靠情报,犯罪嫌疑人莫××藏匿有大批量的毒品,莫××到案后拒不认罪,拒不交代毒品的藏匿地点,采取装疯卖傻、拒签笔录等行为对抗侦查。两个多月以来,××县禁毒部门多次组织警力前往其社区,通过走村入户、走访询问村民调取现场监控等方式收集大量证据材料,多次搜寻未果。

王振华猥亵女童案冲击波

2019年7月1日,新城控股原董事长王振华涉嫌猥亵9岁女童,震惊全国。2020年6月16日,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对王振华涉嫌猥亵儿童案进行不公开审理,一审判处5年有期徒刑。基于朴素的正义观,大多数公众认为,5年的判罚过轻了;而另一方面,王振华拒不认罪及其辩护律师陈有西为其所做的“无罪辩护”也强烈刺激了公众,引发舆论汹涌。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构建

2010年颁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标志着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我国的确立。但对此的争议仍未停止。笔者在文章中主要对量刑程序模式进行研究,期以正当程序论来统帅我国量刑程序,同时通过量刑相应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真正实现量刑程序的独立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