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成年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其运行模式与制度建构已然成熟,条件的制定路径与考察标准均有明确规定。然而,其囿于适用范围狭窄的窠臼,难以回应轻罪治理背景下日益扩张的犯罪圈与日趋繁重的案件冗余。如今正逢《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前夕,从立法上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扩张适用于成年人的轻罪案件中,做好程序出罪与庭前分流,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与坚实的理论基础。文章从轻罪治理的背景出发,以当前成年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的政策应对、司法需求与域外考察等为切入点,探讨并论述成年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入法的理论基础与重要意义。

论刑事诉讼的轻罪预防性治理模式——以附条件不起诉为中心

刑事诉讼制度如何有效治理轻罪,是我国助推刑事司法现代化的重大改革议题。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推进轻罪治理,需要建立起以附条件不起诉为中心的轻罪预防性治理模式。附条件不起诉能够推动轻罪治理的预防性转向、提供轻罪治理的预防性激励,以及引导轻罪治理的预防性控制。作为轻罪预防性治理模式的中心,附条件不起诉应当遵循适用条件明确、项目设置突出矫治价值、监督考察程序健全的基本范式。随着实践与理论的推进,可以在未成年人案件、醉驾类案件、“超市盗”类案件等轻罪场景中进一步探索完善这一制度的具体适用,激发其实现轻罪预防性治理的活力。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案件中的扩展适用

醉驾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但现阶段针对醉驾案件采取拘役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模式均存在弊端。刑罚处罚措施有悖于立法原意,相对不诉虽略有成效,但发挥的功能有限。相比之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兼顾“惩戒”与“救济”的双重属性,能够在惩治犯罪行为人的同时帮助其复归社会。当下,亟需建立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机制,发挥检察机关主观能动性,为醉驾行为人设置相应的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并就相关案件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

法院融入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正当性及其路径刍议

我国《宪法》对司法职权配置的指引和大陆法系司法权能的内涵都表明了我国检察机关不予公诉自由裁量的有限性。从“严惩个人”和合规激励的角度出发,不应以刑罚轻重限制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在此背景下,需要法院参与其中来平衡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异化。结合现有刑事法律探究检察机关不予公诉自由裁量权的限度,以罪名法定刑3年有期徒刑为法院参与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临界点;秉持社会公众利益和民营企业保护并重,设立实质性的司法审查制度。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之问题检视与完善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为我国涉罪未成年人审前转处与非犯罪化处置提供了路径,而监督考察成为教育矫治涉罪未成年人的重要环节,在实践中出现监督考察主体多元但缺乏专职性、附带条件缺乏科学性及针对性、国家支持力度不够及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等困境。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是基于多方社会主体参与互动的过程,附带条件的应有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到监督考察的实际效果。因此,通过对监督考察的实践内容进行考察,理顺监督考察各方主体的职责以确保其专职性,同时设定更为专业、更具有针对性的附带条件,并在国家支持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社会支持体系以实现监督考察的核心目的,顺利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复归社会。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开始逐步构建以效率为导向的轻罪治理体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以“瑞安模式”为代表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惩戒效果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平衡,但实践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缺乏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形式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优化检察机关与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实质化发展,避免起诉裁量陷入“一律起诉”和“不诉了之”两个误区。

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问题及改善进路——以同酌定不起诉的关系为视角

如何精准把握在不同情况下选择适用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抑或是酌定不起诉,不仅在学界颇有争议,更是困扰基层检察机关的适用难题。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概念界定不明晰、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畴存在重合、适用优先级缺乏明确标准仍然是目前面临的三大问题。为更好发挥两者各自的制度优势,以交叉圆为模型图,确定二者的适用界限,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以犯罪情节、罪名以及设置监督考察的必要性为考量标准来明确二者在实践中的适用界限及优先级关系。

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轻罪治理时代,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罪门槛低而出罪模式有限,刑事规范和政策调控对醉驾犯罪惩治的边际效应逐渐显现,从正当性角度出发,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契合法律理念并有相关法律法规支撑;在实践探索方面,各地区近年来对情节轻微的醉驾案件所尝试的“相对不起诉+”处理模式,实质上属于附条件不起诉。未来应发挥刑事诉讼的程序法优势,探索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体系。我国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以从扩展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明确醉驾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科学设置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机制,加强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相关人的权利保障等方面加以构建。

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问题研讨

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重要抓手,可结合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经验,构建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完善该项制度。

浅论民营企业合规发展视野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企业合规治理是党的二十大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节约司法资源、实现高质量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法治建设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将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民营企业发展相衔接成为当下的研究重点。因此,文章认为,在涉案民营企业中应充分适用以检察机关牵头、多部门协调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针对民营企业的涉案处理方式也不应当再继续适用之前粗犷式的“一刀切”做法,而更应当在司法领域探求解决路径。

涉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案件中家庭教育指导分级制度建构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为涉罪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矫治、复归社会提供通道,而教育矫治的效果有赖于家庭功能的实现。当前,家庭教育指导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尚未完全起到同向发力的作用,应在涉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案件中推动家庭教育指导全覆盖,充分利用好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强化监护监督,督促监护人增强监护意识、提升监护能力。为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针对性和精细化程度,可从客观能力和主观意愿两大维度着手,将涉案家庭评定为低、中、高风险,针对不同层级的风险家庭辅以相应的指导策略和方法,并行推进对监护人的督促履职与涉罪未成年人的矫治帮教,发挥附条件不起诉和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叠加效应,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实现其重回社会的长远目标。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研究——以青海地区为例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旨在通过帮助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帮教,促进其健康成长和重新融入社会。本文将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进行研究,并对其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该项制度的落实,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落到实处。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自2012年我国法律确立附条件不起诉以来,该制度在实践中扩大了适用对象,逐渐成为一种有助于轻罪治理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形成过程与欧美国家的相关制度发展保持了大体一致的态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体现了协商性司法的基本理念,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可以预防轻罪嫌疑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发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活力。未来,有必要将这一制度扩大适用到所有轻罪案件,完善其适用条件,确立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监督考察项目,建立较为完善的教育矫治体系,健全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程序,将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内容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使其发挥普遍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扩张适用:功能、背景和内容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适用范围狭窄、适用条件严格的特点,导致司法实践中制度适用率偏低,且存在司法适用空间受相对不起诉制度侵蚀问题,制度功能及效应未能彰显。基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深化司法改革现实背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实体层面,从案件范围、适用条件、附带义务三个方面扩充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内容;程序层面,围绕实体内容完善配套程序,主要涉及公开听证程序、监督考察程序及检察裁量权监督制约机制构建。

企业合规治理视野下附条件不起诉程序构建

企业涉罪附条件不起诉作为现代企业合规治理程序激励机制,其程序构建不仅直接关系涉罪企业合规计划的实现效果,还关系到检察机关规范行使起诉裁量权,从而影响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实现程度。我国从2020年3月开始探索包括附条件不起诉在内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实践,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也出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如何规范程序运行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而,有必要明确和落实程序法定原则、客观性原则、程序参与原则、程序公开原则,规范企业涉罪附条件不起诉的启动和审查程序,明确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及后续处理程序,科学设计监督和救济程序。

积极刑法观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检视与完善

近年来,积极刑法观成为我国刑法观的主流,犯罪结构发生变化,轻罪、微罪案件不断增多,随之带来犯罪标签泛化问题。相对不起诉制度由于适用条件极为严苛且具有终局性,故无法有效应对这一问题。现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由于仅适用于未成年人实施特定章节罪名的犯罪,未能充分发挥审前分流和教育改造机能,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不适配,且与相对不起诉关系不清。因此,应立足于积极刑法观下刑事立法、司法和政策等的现状,基于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殊性,构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案件二元化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监督考察必要性作为其与相对不起诉的区分标准,最大程度实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功能价值。

单位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特别程序的立法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为适应改革需要,法学界愈加呼吁应当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拓宽至单位犯罪案件。在探索设立单位犯罪案件特别程序的改革背景下,未来立法可以考虑以设立单位犯罪治理的基本原则为前提,将特别程序的适用主体从企业扩展到所有单位,采用分案处理的方式解决重罪案件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问题,严格规范合规的罪名范围和启动标准,合理配置考察期内单位的义务条款。同时,有必要对附条件不起诉程序运行机制作进一步的细化设计。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准入条件和考量因素的二元规制路径

准入条件和考量因素的二元规制路径关照了我国企业合规现状,并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未来的立法改革,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准入条件。准入条件遵循最低限度原则,以确保制度适用的空间。通过司法解释、典型案例等形式,细化考量因素。考量因素应当体现法的引导功能。通过司法合作、补救措施等考量因素,激励企业披露不法行为,并采取积极的止损、补救措施。通过合规记录、现有合规体系等考量因素,引导企业构建事前合规计划。在企业合规文化尚未成为主流的当下,二元规制路径可以实现近景目标和远景目标的衔接,逐步推动“被动型”合规转向“自主型”合规。

未成年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选择适用——基于观察方法的实证研究

在轻罪治理背景下,未成年人轻罪案件主要通过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实现程序出罪。通过实地访谈与参与观察发现,实践中存在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适用优先级混乱、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单一化、考评指向导致制度适用功利化等困境。原因在于现有相关规范存在重叠,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较窄,部分检察干警对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制度功能认识不清晰、对附条件不起诉率等考核指标认识不到位。通过细化轻罪案件不起诉的相关规范、正确看待附条件不起诉应有的制度功能、强化对附条件不起诉率指标的科学指引,能够消解未成年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选择适用的现实困境,回应轻罪时代程序出罪的制度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