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诉裁量权”的分类重构

关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国内通说采用了“三分法”理论,即将不起诉划分为“法定不诉”“疑罪不诉”“微罪不诉”,并认为只有“微罪不诉”才涉及不起诉裁量权。但从权力运行的过程和实质来看,“法定不诉”“疑罪不诉”也存在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空间,“三分法”理论及其对不起诉裁量权的认识存在偏差。为更加全面、深入关注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行使情况,促进实现其“审前过滤”功能,可以考虑以“是否实际具备裁量权”为标准,建立不起诉权的“两分法”理论。短期内,也可区分狭义或广义的裁量不起诉,从而形成一种不起诉理论上的“双轨制”。检察核心业务指标等相应工作也有必要随之作出调整。

轻罪治理背景下不起诉裁量权的运行张力与程序优化

轻罪立法下轻罪数量大幅增加,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我国进入轻罪占比居多的“轻罪时代”。轻微犯罪通常罪责较轻且悖德性弱,坚持“一律起诉、一律定罪”的司法作业模式容易引发道德可罚性难题并造成机械正义困境。“慎诉”政策的提出便是针对大规模轻罪立法的司法回应,要求检察官摆脱机械司法,在合法性事由之外,以合理性事由谨慎对待起诉,后者对检察官用好、用足不起诉裁量权提出了要求。然而,目前不起诉裁量权与公诉机械倾向还存在内在张力。犯罪量飙升的客观现实和嵌套在科层制链条中的检察官角色以及“传送带”式司法作业模式都在各自层面上强化了公诉的机械属性。此外,检察官个人职业性麻木以及法律思维习惯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公诉机械倾向。克服裁量权运行张力,从长远来看需要改变以“犯罪控制”为价值导向的司法效率观,强化检察官的司法担当;在具体技术处理上则应该从外部扩宽裁量权行使的程序空间,从内部打破机械管理并增加公开听证。

慎诉视域下不起诉裁量权的困境与纾解

2021年少捕慎诉慎押由刑事司法理念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慎诉政策的提出为不起诉裁量权的内涵注入了新的理解,也为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通过实证研究和域外比较发现,由于立法供给不足、司法程序抑制和传统观念束缚,我国不起诉裁量权运作上仍处于适用不足的状况。欲破解运行困境,有必要扩充立法空间、完善司法程序、适用配套措施并健全监督机制,使不起诉裁量权发挥应有的价值功能。

不起诉裁量权的反思与构建——以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不起诉裁量权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的重要权力,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审前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暂缓起诉等内容。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裁量权进行了完善。文章以新刑诉法为视角,从不起诉裁量权的含义与价值、不起诉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及新刑诉法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发展与局限、不起诉裁量权的司法运用与制约等方面,对不起诉裁量权进行阐述,以求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不起诉裁量权。

论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与起诉便宜主义密切相关的由法律特别规定或认可的公诉机关对起诉与否的选择权。裁量不起诉符合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免予起诉制度,规定了不起诉,其中酌定不起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畴。本文首先探讨不起诉裁量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不起诉裁量权的具体运作的对比研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重点阐述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应如何正确定位及其在司法实务中的实施和完善,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和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不起诉裁量权制约机制的困境及重构

检察权的配置要以司法规律为圭臬,以权力制约、程序实体相统一等原则为指导,从具体制度上适当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针对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设置了一系列的监督制约机制,以期能收到制衡之效。但这些制衡措施在实效性方面存在缺陷,有的也存在理论合理性方面的瑕疵。因此,需要在调整指导理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不起诉制约机制进行重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监视"和"督正"的统一。在现行法中,检察院应当和可以采用纠正违法意见和其他法定方式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督正"。新时期广大群众对司法机关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公民权益的诉求十分强烈。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延伸检察职能,构建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矛盾化解机制。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保护公共环境利益,针对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的诉讼。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成为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但是基于立法的缺陷,各地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模式不一,程序多元。有必要对当前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模式进行重新解读,从而建立一种统一的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模式。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履行诉讼监督职责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形式。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的建立,与其立法化问题一样,应当区分为诉讼监督类与非诉讼监督类两种情形分别进行研究,不同类型的检察建议配置不同的制度规范。

我国不起诉裁量权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不起诉裁量权是检察官对于起诉与否的选择权,随着诉讼的激增,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该项权力,我国立法也不例外,但是由于范围过于狭窄,以及配套机制的不完善,使得该权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应当兼采两大法系在此问题上的做法,采取有效措施,以补现行制度之缺陷。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不起诉裁量权的扩张与规制

通过比较分析法与实证研究发现,要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追求的繁简分流的价值目标,关键措施在于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扩张。但是检察机关的权力一扩张就容易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和法院的审判权被架空,导致被害人和被追诉人的合理权益受到威胁。因此,为规范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不起诉裁量权,我国应借鉴德国、日本的起诉犹豫制度,完善检察机关的外部与内部制约机制,加强律师对案件当事人的保护,构建事前异议、事后救济程序。检察机关应在法律的框架内充分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真正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浅析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于刑事公诉案件起诉与否的裁量权。由于权力有限,种类单一,被害人对不起诉享有自诉权,实践中缺乏可操作的标准,限制条件苛刻,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机能的有效发挥,不利于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必须予以制度上的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不起诉裁量权的扩张与规制

通过比较分析法与实证研究发现,要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追求的繁简分流的价值目标,关键措施在于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扩张。但是检察机关的权力一扩张就容易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和法院的审判权被架空,会导致被害人和被追诉人的合理权益受到威胁。因此,为规范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不起诉裁量权,我国应借鉴德国、日本的起诉犹豫制度,完善检察机关的外部与内部制约机制,加强律师对案件当事人的保护,构建事前异议、事后救济程序。以期检察机关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充分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真正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不起诉裁量权浅论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酌定不起诉制度,赋予人民检察院不起诉裁量权。不起诉裁量权的运用关系着被害人、被不起诉人甚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不起诉裁量权的规范就突显其重要性。本文通过对不起诉裁量权源起历史的考察和各国对不起诉裁量权规范机制的对比基础上,反思我国不起诉裁量权规范的问题所在,以寻求完善的路径。

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

本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机制作了全面概括与利弊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思路。

我国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立法完善

目前,我国存在低不起诉率现状。改革和完善我国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应当全面认识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和可能被滥用的倾向,通过扩大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空间、改革不起诉的运作程序、建立和完善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和救济制度等措施,使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更加丰满,运作程序更加简化和规范,以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和立法意旨,充分发挥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中日德不起诉裁量权制约机制比较研究

现代大多数国家以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为基础,赋予了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同时为了防止该权力被滥用,又设立了相关制约机制。德国和日本的不起诉裁量权制约机制具有鲜明的特色,通过对两国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比较与研究,可以从中发现该机制确立的价值和缘由。通过探讨中德日三国不起诉裁量权制约机制之差异,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一些可行的改革主张,使中国的不起诉裁量权制约机制更为完善。

论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检察机关对于是否提起公诉的选择权。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由于范围过于狭窄、配套机制的不完善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应加以扩大,相关的制约机制需要完善。

浅论不起诉裁量权的合理扩张

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数量居高不下,犯罪种类不断增加,而传统的诉讼程序繁琐,积压了大量的刑事案件,从而影响了诉讼效率。刑事案件的审前程序有不同方式的分流措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合理扩张是提高效率,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有效方法。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研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但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范围狭小且种类单一,已经不符合刑事诉讼的客观需要,本文对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及其完善进行了探讨。

浅析完善我国的不起诉裁量权

文章通过考察不起诉裁量权的相关理论和对比两大法系中代表性国家的不起诉裁量权的规范机制,总结我国不起诉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并探索路径去完善我国的不起诉裁量权。

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困境与出路

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在现代刑事司法改革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存在适用条件严苛、适用范围狭窄、适用标准模糊以及司法实践中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率低等诸多问题。为扩大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应该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以及借鉴德国不起诉制度合理的内容角度,保障不起诉裁量权在检察机关职能中的适度扩张,发挥刑事诉讼法现代化转变的重要作用。

论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制约——以被害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2019年4月,中央政法委作了“禁止下达起诉率等指标”的要求,旨在使得检察官裁量权能够依照司法规律行使,不再受起诉率指标影响,传递了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扩大运用的利好信号。权力扩大化适用的同时必须要有相应配套程序与制度对权力进行合理制约,其中被害人因其特殊地位,在其中的制约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当前的被害人制约体系存在着事中参与不足、事后救济不完善的问题。与国外的一些制约体制的特点相比,缺少独立的第三方力量可供被害人求助。完善我国的被害人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体系,补正我国现有制度同时,构建一种使得被害人有第三方力量求助的独立机构的制度也是应当进行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