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南方方言中两类与事标记的再考察

目前学界对于南方方言中普遍使用的持拿义与事标记(“把”“拿”“拨”“俾”等)和获得义与事标记(“得”)的来源仍存在争议。根据前人提出的双及物结构的演变规律,这两类与事标记是方言中通用给予义双及物结构的主要动词和与事标记结合的复合词省略与事标记的结果,不能等同于给予动词的语法化。根据共时和历时的方言语料,早期南方方言(非闽语)表达通用给予事件时,双及物结构的主要动词可构拟为持拿义动词或获得义动词。汉语方言中用做与事标记的“等”应该是“得”阳声化的结果。本文的讨论希望能深化对汉语方言与事标记的类型,以及对汉语方言给予事件的编码策略的认识。

汉语方言与事介词的三个来源

双宾语句中引进与事的介词在汉语方言中颇有歧异。本文论证这类成分大致有三个来源:(一)由给予义动词虚化而来;(二)由引进处所的介词扩展而来;(三)由表完成或实现的动态助词转化而来。

韦昌辉的门牌户籍理念——桂学研究中的人与事之一

太平天国行政管理的一大创举,是门牌户籍制度。韦昌辉设立的门牌户籍隐含着多方面理念,包括人口管理理念,经济管理理念,文化管理理念和治安管理理念等。从太平天国的门牌户籍可透出,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所固有浓厚的小农意识,不可避免地将城市功能单一化、行政架构粗放化和管理手段简单化。但是,在韦昌辉的倡导下,太平天国做了有益的门牌户籍尝试,这对与后来的城市经营,无论是经济、文化和治安的多方面的管理,特别是各级政权对官衙、民户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制度,应该说是一种贡献。

安徽宿松方言引进与事的“在”

宿松方言的介词“在”除了引进处所外,还可以引进与事。本文论证“在”引进与事的用法由它引进处所的用法发展而来。

对杨德春写《刘明钢〈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的问题》的几点看法

杨德春写《刘明钢〈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的问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立论与论述完全脱节,对细节的描写吹毛求疵,认为修改引文就是不准确,缺乏必要的史料,逻辑混乱,文字费解。

刘明钢《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的问题

刘明钢所著的《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引用材料不准确、历史事件的细节不真实等等。引用材料的准确性、历史事件的细节的真实性等等是纪实文学理所当然的要求,对于党史类纪实文学而言引用材料的准确性、历史事件细节的真实性等等尤其重要。刘明钢所著的《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中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明钢所著的《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的价值。

适应与事实——索伯的进化生物学哲学研究纲领之解读

索伯的进化生物学哲学的研究纲领是基于对"适应"与"事实"以及二者关系的深入认识。索伯生物学哲学思想只有在英美科学哲学与实际的生物学研究之历史关联中——这又是另外一种异化的"适应与事实",才能展现新颖但引人深思的哲学真谛。厘清索伯生物学哲学思想的脉络,细致探讨索伯生物学哲学的研究纲领统摄下的基本原理,可以为解答生物学中的重大问题提供更为宽阔的视角以及新的启示。

诗与事——审视唐诗兼及当今诗坛

中唐新乐府诗派力主"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对盛唐创新乐府歌辞的必然承继和推进。唐诗繁荣的"关键"就在于此。唐代诗人将"情"、"志"交融,并植根于"事",这是唐诗的自觉与自省。唐代多"事",故诗歌以多种姿态和神采去应对它、表现它,"诗"与"事"相互激发,联袂升华。唐诗的经验,有助于疗治当今诗坛的某种疲软和失重。

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观下的价值与事实的双重属性——以心理障碍诊断的双重属性为例

心理障碍这一概念从提出至今,虽其外延范围经过多次修改,但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与心理健康之间一直很难找到一条清晰的边界。这就造成了心理治疗的困难,不利于心理病人的健康。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考量,疾病与心理障碍是一对属种关系的概念,其中疾病的外延更宽泛。如果我们认识到了疾病概念的普遍属性,那么也能得出心理障碍的普遍属性。按照生命伦理学创始人恩格尔哈特关于疾病可以从价值与事实双重维度进行考量的思路,那么心理疾病也应该具有价值与事实的双重维度。

例谈教学中的生物学概念与事实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既要凸显概念,也要依赖事实的支撑。在教学过程中应引导学生归纳事实、提出科学假说,进而产生概念。处理好概念与事实的关系,有助于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

价值与事实的二维分野及其两个运用

本文分析哲学意义上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其演变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论述了这一研究分析方法在政治学上与经济学上的应用,指出学科之间的联系,试图拓宽学术研究的视野。

论石楼方言中介引与事的特殊介词“予”“问”

普通话中不常使用的介词"予"、"问",在石楼方言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及用法。"予"、"问"皆从动词虚化而来,并兼属动词。"予"与普通话的"给"类似,但二者并不等同,"给"的用法更为宽泛。"问"介引与事时,对其后的谓语动词有严格的语义制约。方言介词研究是方言语法研究的一大热点。研究方言中的介词,不仅可以揭示其自身的特点,还可以为其他方言、普通话、古代汉语等的研究提供材料和依据。

不及物动词带与事宾语句探究

新闻标题中,不及物动词带与事宾语的现象随处可见。我们认为与事句位的移动理应受制于语义,而语用上的需求则是其出现的外部因素。

科学伦理观导论——价值与事实新探

伦理学虽然是古老的科学,做为一门独立科学,已有二千多年历史,但是,关于伦理学的定义与对象,却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不过,如今已有两点基本得到公认: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道德是社会关于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那么,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伦理学只研究人际行为应该如何,而不研究人际行为事实如何?人际行为应该如何,属于所谓“应该”、“价值”;人际行为事实如何,属于所谓“是”、“事实”。

汉语与事论元与介词的配价

文章介绍价的限制位置及其重要性。分析介词支配成分与动词与事论元的套叠,阐述了二价互向动词、含有与事论元的三价动词的来源和特点,指出动词之所以要求与介词所引导的与事成分在句中共现,是由动词的论元结构决定的。

家乡的那些人与事

“咔嗒--咔嗒”,红色的“状元号”小火车出发了。坐在小火车上,欣赏着异龙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听着游客们聊团山、乡会桥、石屏豆腐、木瓜凉水、海菜腔……烦躁瞬间烟消云散,眼中到处明媚动人。这时,耳边突然回响起一句话--“能多为家乡做点儿实事,多为乡亲办点儿好事,我这个‘跑腿人’再苦再累也值得。”这句话出自我的家乡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异龙镇阿希者村党总支书记许海清之口。

从道德与事功审视“圣”与“王”的逻辑关联

理学思潮是宋明时期的儒家学者出入于佛老之学,自觉地重新阐发孔孟儒学,建构理学理论体系而兴起的。理学价值体系吸收了儒家价值理念中“仁”和“天人合一”的观点,又对知行关系和良知的内在联系作出了解释,以“明体达用”为宗旨,意在维持心性之学和“明体达用”之间的价值平衡,“内圣”为体,“外王”为用,在突出“内圣”的同时不放弃致力于“外王”。程朱、陆王等学派围绕“天理”和“本心”,从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和建功立业的外王之路出发,对儒家传统价值理念和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进行了挖掘。

气味,道不完的情与事

一阵香味，万语千言尽在其中，能将我们带到一个不一样的城市，不同的时空，一些味道，无论苦涩还是甜蜜，就可道尽一生。

《元曲选》宾白的与事介词及相关问题

《元曲选》宾白中可以通表与事范畴三大类关系的介词除了“与”外,还有“替”“和”等,这些介词的语法化路径有三条:受益→指涉→相与、相与→指涉→受益、指涉→相与→受益,其“殊途同归”的演化动因是由于受到外因类化和“词义感染”的作用。至迟在明代,南方文献中已经有可整体替代“与”的介词,而北方文献表达与事范畴则朝着分工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通过《元曲选》宾白中与事介词的表现,可以推断其地域属性和写作时期。

创造与“现代生活”相称的现代批评——论朱自清的文学书评写作及意义

在新文学书评诸家中朱自清的书评独树一帜。他坚持“历史—人心”的批评立场,注重普通人精神生活的建设,致力于恢复一个全面的人的价值,建立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的联系。采取事义与语义互为阐释的方法,考究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历史语境,清晰地描绘出个体生命在时代语境中的生长与变迁,从而揭示出个体生命生长的谜团,继而探究这一精神变化在文本结构和语言层面的体现,真正解释了文学作品作为有机体的奥秘。创造出“人间感”与谈话风的批评语言,既遵循缜密的逻辑和意义分析,又遵从说话习惯和心理感受,成为一种恰切评论新文学作品和现代文学的言说方式。朱自清将文学书评写作视为一种建构文化公共性的努力,在对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接受消化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书评写作方式,促进了新文学书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