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与事介词的三个来源

双宾语句中引进与事的介词在汉语方言中颇有歧异。本文论证这类成分大致有三个来源:(一)由给予义动词虚化而来;(二)由引进处所的介词扩展而来;(三)由表完成或实现的动态助词转化而来。

高州粤语介词“戥”的功能

在高州粤语(即高州话)中,"戥[teη31]"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多功能词,其表与事范畴介词功能的类型尤其复杂多样。本文旨在厘清和归纳"戥"作为与事介词的各种功能,为进一步研究其多功能性打下基础。

琉球写本《人中画》的与事介词及其相关问题——兼论南北与事介词的类型差异

琉球写本《人中画》的与事介词"替"可表达与事范畴的受益、相与和指涉三种关系,这与当时的北京官话不同,而与今天的吴、闽、粤、客等典型的南方方言与事介词的功能分布相平行。典型南方方言保留了古代汉语使用一个介词通表与事范畴三种关系的用法,北京话、西北方言和普通话却不存在这种现象,而用不同的介词来表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具有方言类型学意义的问题。

吴语给予动词“拨”溯源

通语中蕴含与事配价的二价调拨义动词“拨”,明代演变为三价给予类动词“拨,”,意味着吴语的给予动词“拔,”当有着类似的来源。吴语可以用“拔,+宾+勒+宾”式表达给予类事件,而受事前置导致“拔”跟与事介词“勒”直接组合,使得二者合音合义,演变为具有方式义的“拔”。长期使用而方.

《元曲选》宾白的与事介词及相关问题

《元曲选》宾白中可以通表与事范畴三大类关系的介词除了“与”外,还有“替”“和”等,这些介词的语法化路径有三条:受益→指涉→相与、相与→指涉→受益、指涉→相与→受益,其“殊途同归”的演化动因是由于受到外因类化和“词义感染”的作用。至迟在明代,南方文献中已经有可整体替代“与”的介词,而北方文献表达与事范畴则朝着分工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通过《元曲选》宾白中与事介词的表现,可以推断其地域属性和写作时期。

西南官话的“跟”--从《华西官话汉法词典》说起

100多年前的西南官话传教士文献《华西官话汉法词典》中,可用"跟"来做给予动词、与事介词和并列连词,这种现象在当今的西南官话中依然存在。这有别于当今的北京话及西北方言、南方方言,而跟古代汉语多功能词"与"的基本功能一致。现代西南官话中"跟"的这种多功能现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萎缩的过程遵循着从实到虚的单向性原则。

从多功能词“给”的不同表现看汉语官话语法类型

西南官话文献及河南中原官话的"给"可以做给予动词、通表与事范畴三种关系的介词及并列连词。这与北京官话文献和当今普通话的"给",还有琉球官话课本和典型的南方诸方言给予动词的多功能模式都不相同,而与古代汉语中的多功能词"与"相平行,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类型学意义的问题。此外,部分河南中原官话的"给"还发展出处置介词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