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与士大夫治天下”--对宋代政治文化的再考察

宋代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常被视为知识分子以儒学教化皇权的典范。然而细览宋代政治的诸多端环,所谓"与士大夫治天下"乃是皇权把士大夫官僚作为它的倚重基础,社会的各种角色也重新在官僚制度中重新定位,"官"与"民"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基本阶层,皇权镂空了宗法社会,而启动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官僚社会,而科举考试是打造"皇权基础"的关键环节,皇权意愿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价值取向,以弥散的文化形态重塑社会。

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活动为中心

自汉高祖刘邦倡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后，其说多为汉、唐以来许多帝王所继承。他们所谓的“共治”，只是将士大夫作自己的统治工具而已，因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到了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才空前高涨，使“共治”走出了以往“牧民”的范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以范仲俺为首，包括姚坦、吕端、包拯、韩琦、文天祥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士大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范仲淹为官清正，志向远大，自他踏上仕途的一天起，无论身处朝廷或地方，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可谓敢说敢做，奋不顾身。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言辞，就是“共治”思想的最好体现。宋代封建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做得较好，从统治者方面来说，由于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和实施十分严密的统治手段，他们不仅重视士大夫的作用，而且也敢于放手让士大夫参与政治，实现“共治”。从士大夫方面来说，一是不讲门第的宋代科举制度，使大批才能卓越的贫困士人脱颖而出，极大地笼络了士心；二是宋代士人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增强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三是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参与“共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东坡书传》《尚书新义》《书解》三书异同论——以政治观念为中心

王安石、程颐、苏轼均有尚书学著作存世,它们的撰成年代,以王安石《尚书新义》最早,在熙宁八年,其次是程颐《书解》,在元丰年间,苏轼《东坡书传》最晚,在元符年间。三书的关系复杂,苏轼《东坡书传》在批判王安石《尚书新义》的同时,也大量吸收其注解成果;同时,苏轼也受到程颐《书解》的影响,但对其解说的道德色彩深致不满。在政治观念上,程颐、苏轼与文彦博等旧党保持一致,均强调天子应“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君臣协作才能治理好天下,反对在有损士大夫阶层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新政。这与王安石和宋神宗主张新法应以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产生矛盾。这是新旧两党的根本冲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