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基于长三角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是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在测度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考察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影响,其结果表明:(1)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2)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及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具有更强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在长三角核心地区、数字经济高水平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程度以及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两个途径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上述结论揭示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分工的机理,拓展了企业边界的相关研究,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启示。

公平竞争、要素自由流动与企业专业化分工

公平竞争能否打通要素流动的堵点、推动分工深化,是对新发展格局下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效检验。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颁布为切入点,研究了公平竞争、要素流动与企业专业化分工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公平竞争有助于深化企业专业化分工。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能够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推动资本、人才和技术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具体地,公平竞争疏通了非国有企业中资本和人才要素流通的堵点以及国有企业中技术要素流通的堵点,有效实现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靶向目标,兼顾公平与效率;同时,公平竞争审查能够从制度层面弥补企业固有的要素流通环境劣势,促进分工深化。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

人工智能与企业专业化分工——基于文本分析法的研究

本文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构造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并实证考察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且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通过降低企业搜寻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和交易对手违约造成的损失进而提高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沿海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通过推动专业化分工进而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终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文章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企业专业化分工对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

随着创新竞争日益激烈,合作创新逐渐成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分担创新风险、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专业化分工为强化企业优势和建立外部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文章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专业化分工对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业化分工促进企业开展合作创新,稳健性检验支持该结论;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企业吸收能力与政府补贴均正向调节了企业专业化分工对合作创新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新技术行业以及具有研发背景高管的企业中,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文章丰富了专业化分工的微观经济后果以及合作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分工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经验支撑。

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科技创新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建设促进了我国上市公司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是这一效应的主要影响机制;异质性研究发现,在数字金融水平较高地区、竞争性行业以及信息服务业制造业中该政策效果更为显著。本文为进一步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专业化分工:基于微观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作为产品内贸易的主要实现形式,专业化分工是企业参与“双循环”的重要微观基础。中国信贷市场的“地理分割”容易使地方政府债务阻碍企业的标准化融资,进而对企业专业化分工造成不利影响,但仅从标准化融资视角出发可能会忽略供应链融资的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标准化融资和供应链融资的双重视角,发现在理论上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既可能阻碍企业标准化融资、抑制专业化分工,也可能激活企业供应链融资、促进专业化分工。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内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抑制了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机制检验证实了标准化融资渠道和供应链融资渠道并存,但过高的前期成本导致供应链融资渠道受阻。本文研究表明降低前期成本是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抑制企业专业化分工问题的重要思路。

市场转向与专业化分工——以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为例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出现了以出口为主转向出口和内销并重的趋势,尤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然而现有文献很少关注企业市场转向后的行为。本文基于企业分工的视角,以2009~2022年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市场转向驱动企业专业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市场转向显著提升了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市场转向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来实现;市场转向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中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市场转向通过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提高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质量。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双循环先发展格局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基于专业化分工视角的检验

以数字化转型为重心是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契机。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回归两个方面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还将企业专业化分工作为机制变量分析三者具体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证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与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这为我国企业在数字经济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制造业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企业创新机制探究——基于数字化转型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

制造业企业专业化分工会影响企业创新,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受制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尽管以往研究成果已涉及专业化分工与企业创新间的关系,但现有相关文献缺乏探究专业化分工影响企业创新机制方面的成果。笔者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分工理论,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有效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专业化分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证实:专业化分工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专业化分工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在专业化分工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和正向影响创新产出的关系中均发挥强化作用。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拓展了交易成本等理论的应用范畴,丰富了专业化分工和企业创新方面的相关文献,为企业在专业化分工中推进创新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专业化与纵向一体的中介效应

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内部整体产业链凸显出不同于传统技术的优势,驱动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本文使用2011年—2021年A股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回归两个方面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将企业专业化分工细分为外部与内部两方面,选取四个代表变量进行机制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在内生性、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外部交易成本(企业资产专用性、市场化水平)、抑制内部管控成本(企业管理费用比重、在职消费水平)来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与行业契约密度低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更显著。本研究为我国企业在数字经济驱动下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兼及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比较分析

在对欧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本文在概述中国对东亚经济体贸易逆差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角度对贸易逆差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中美之间在产品价值链上没有直接的前向联系,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源于产业间分工不同,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主要源于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在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处于产品制造环节的末端,从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大量上游环节的中间品导致了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

中部省区制造业区域专业化分工与竞合关系演进

采用克鲁格曼区域分工指数和专业化指数对中部省区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的制造业区域专业化分工水平进行测度;进而通过构建竞合关系模型结合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对中部省区间的竞合关系进行判断并对其演进态势进行探讨。中部省区间制造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升,但省际间区域分工的非均衡性较为显著,山西与各省区间的分工程度较高,提升速度较快;竞合关系分析显示山西与其它省区主要表现为强互补合作关系,而其它省区间则主要表现为竞争型区域经济关系,且竞合关系演进的两极分化态势明显。由此认为,优化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是加强中部地区经济合作,实现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举措。

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横向分工:比较与分析

基于2511个农户入户抽样问卷调查和66位农业技术专家抽样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实证分析行业特性对农业生产专业化和横向分工的影响。结果发现:粮食生产的资本密集度最高,劳动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及经营难度最低;水果花卉的劳动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和经营难度最高;蔬菜生产的劳动密集度、资本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和经营难度都适中。行业的劳动密集度、资本密集度、技术密集度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经营难度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可见,在推进农业专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认清行业特性,根据不同农户的人力资本秉赋与不同行业农业生产专业化的特性关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赢得比较效益。

农业专业化分工:研究进展与述评

从农业专业化分工的意义和作用、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农民经济组织的演进、农业专业化分工的抑制因素、农业专业化分工的非经济性问题四个方面对既有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在文献总结的基础上,从丰富和完善"现象总结-理论探讨-实证检验"的研究体系出发,认为现有农业专业化分工研究大多停留在前两个阶段,缺乏对理论的深入探讨和检验验证,而且较少从农户微观层面进行农业专业化分工研究。为此,对农业专业化分工的后续研究提出了展望,认为出于对农业专业化分工理论的验证并拓展研究范围,应从农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构建和测算,分析影响农户进行农业专业化分工的因素,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民经济组织演进间的关系和作用,对解决农业专业化分工的非经济性问题方面展开分析研究。

产业转移、专业化分工与跨区域协同发展研究——以粤湘赣桂为例

利用地区专业化分工理论与方法,选择广东(粤)、湖南(湘)、江西(赣)、广西(桂)为研究对象,以2006—2015年制造业2位数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产业转移与地区分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广东产业转移降低了四省份的分工水平,地区间产业同构较为突出,跨区域产业链构建处于初期阶段;第二,制造业整体呈空间扩散趋势,但资源和低技术产业扩散速度高于中高技术产业,一些高技术行业进一步向发达地区集聚,同时,大多制造业都指向广东市场,表现出产品内分工转移特征。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的体育产业集群发展

在阐述我国体育产业研究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认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应借助分工的专业化和产业集聚,扩大体育服务产品的种类和多样性,形成区域内体育服务产品创新,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集群内的分工与专业化:一个循环经济园区的实证研究

分工的深化是集群规模得以不断壮大的原因。本文以江西星火工业园发展循环经济案例为背景,通过建立和求解数学模型对循环经济园区的发展进行了技术经济分析。结果表明,循环经济园区是一种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园区内的企业以上游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原料,发展新的产业链,逐步形成产业网,节省了自然资源,减少环境污染。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全面合作,集群内的企业充分享受到了报酬递增带来的效益。

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行业和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密切相关。基于行业和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表明,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在整体上促进了产业技术创新,但对本土企业的R&D投入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体现为R&D资源从创新系统中的一种"漏出"。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对低层次的外围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高层次的核心技术创新产生了阻碍作用。中国代工企业须注重提高吸收能力,强化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政府应营造相应的政策环境,加强关键技术研发,加强FDI与本地经济之间的深层次联系,逐步实现自主知识产权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

分工与专业化和市场、企业的功能边界——斑马经济与小狗经济的理论背景

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 ,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 ,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分工无论是在市场组织形式下进行还是在企业组织形式下进行 ,只要劳动的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 ,都是合理的。斑马经济的失败和小狗经济的成功就是因为“小狗”企业的运行符合该规律而斑马因雇佣的劳动交易费用太高而运转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