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之作:中国三十年(1979-2009)立法检视

"法深无善治"一直是传统中国立法者秉持的立法理念,直到当中国面对西方时,中国立法就失去了自身的立法理念,立法移植被迅速接纳。无论是在清末民国,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导中国立法观念的是法制现代化目标,力图通过快速立法实现宪政和法治。因此中国近三十年立法,在数量和频率上都超越了古今中外。快速的移植立法注定是依托专业化形式,而专业化立法带来了大众法律认知和接受的难题,普法和法治问题并未随着全面立法而解决。"法深无善治"的古人智慧值得我们反思。

立法专业化背景下公众法治认知的壁垒及其消解路径

法治认知是社会主体输入外部法治信息并对其进行内部加工和输出的心理活动过程。社会系统高度分化的背景下,法律系统高度的自治性和封闭性必然导致立法的高度专业化,而立法专业化阻碍公众对法治信息的获取,从而形成公众法治认知壁垒,包括立法过程和立法结果的认知壁垒,阻碍了公众法治认同的形成和法治行为的践行。立法语言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平衡、公众普法的重构以及公众立法参与的实现,有效地消解立法专业化背景下公众法治认知壁垒,促进公众法治认知的形成与重塑。

从专门到专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立法职能的理论阐释

法学界对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立法职能的研究相对欠缺。伴随着共和国立法实践,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立法职能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立体,并逐渐从机构的“专门性”走向职能的“专业化”。立法职能走向专业化有其必然性,既在宏观层面上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又在中观层面上成为立法任务转变的体现,同时顺应了微观层面上立法“精细化”的发展趋势。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立法职能专业化的过程蕴含着深刻的法理基础:首先,立法专业化展开的理论前提是人们能够运用法社会学中定性的方法对专业性进行评价;其次,立法专业化要求法律职业者的专业化,此时立法者在某种程度上可被作为“准法律职业者”;最后,立法专业化有其边界,建构理性的立法运用并非不受限制。就立法实践而言,在职能上,作为立法专业化典型体现的立法审议应当走向“实质审议”,而在制度上,专业的人员配置是立法专业化的支撑,机构的独立设置则是立法专业化的空间保障。

新获得地方立法权的市提高立法质量探析——以河源市立法工作实践为视角

2015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做出修改,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在设区的市全面进入地方立法之际,面对行使地方立法权的新机遇、新挑战,如何走好立法起步阶段,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立良法、出精品,是新获得地方立法权的市立法人首要思考的问题。笔者结合河源市立法实践,剖析当前新获得地方立法权的市主要面临的立法权限不够清晰、利益不够明细、协调不够完善、立法积极性不够平衡等难题,借鉴国内外地方立法做法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提出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三个"注重":注重精细化立法,坚持"慎出"与"细作"原则,努力打造立法精品;注重专业化立法,培养专业化立法队伍,积极借助"外脑",发挥各类社会专业力量的优势;注重实效性立法,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地方性法规的操作性,不断提高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度,开展对地方性法规的评估,切实增强新获得地方立法权的市的法规实效。通过推进精细化立法、专业化立法、实效性立法,让设区的市立法工作站上新高度,为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伟大事业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