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利保护强度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专利保护强度与制造业发展质量相关研究文献的综合分析,在Ginarte-Park指数基础之上,结合专利保护的特性,围绕专利立法保护、执法保护、司法保护、国际环境、专利保护意识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6项一级指标和10项二级指标构建专利保护强度测量指标体系,进而测量2005~2020年期间中国专利保护强度。同时,通过采集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2005~2020年期间中国专利保护强度对制造业发展质量影响进行统计学分析。研究发现:2005~2020年期间中国专利保护强度逐渐增强;单因素下专利保护强度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引入控制变量后其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正向影响的显著性有所降低;专利保护强度、固定资产投资、有效发明专利、R&D经费均与制造业发展质量存在正向关系,且固定资产投资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最强,专利保护强度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最小;在固定资产投资、有效发明专利、R&D经费的影响之下,R&D折合全时当量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有抑制作用。为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议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产业技术自主创新水平;加强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优化创新发展格局;提升专利保护强度,构建崇尚创新、保护技术创新成果的外部环境;攻克重点领域技术难题,借助标准化战略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专利制度是否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基于专利保护强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

以专利保护强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对2007—2014年间1989家中国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门槛回归。结果发现:专利保护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专利保护强度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专利保护的创新激励存在"门槛效应";目前中国将近一半的省区都未达到专利保护强度的最优区间,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区的GDP甚至尚未跨过门槛值。

高技术产业专利质量、专利保护强度与企业绩效

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对于二者之间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尚缺乏大样本实证分析。利用2009-2016年全国30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分层回归与分组回归的方法,探索了高技术产业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专利保护强度正向调节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专利保护强度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具有较强的调节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专利保护强度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具有较弱的调节效应。

市场竞争程度与专利保护强度之间的正向关联性——实证证据、历史迹象与理论分析

本文指出市场竞争程度与专利保护强度之间存在正向关联性,从最优专利制度理论、政治经济学视角和创新市场理论视角对这一关联性进行了解释,并结合十八大三中全会报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论证了我国未来强化专利保护的合理性。

专利司法保护强度对长江经济带专利密集型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专利司法保护强度是否适应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激发产业创新积极性方面是否真的有效以及是否存在地域差异等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声音。通过搜集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等11个省市法院审理的民事一审专利侵权案件司法判决数据,采用比较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就专利司法保护强度对长江经济带专利密集型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专利司法保护强度对专利密集型产业创新发展影响存在差别。其原因可能是中国专利司法体系尚须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专利司法侵权判赔方面。由此可见,现阶段专利司法保护应注重动态优化调整,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区域专利密集型产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研究对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和整体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与专利保护强度

本文利用刻画专利立法强度的G-P指数、G-P指数分项指标和能够同时反映专利立法及执法强度的指标全面刻画一国的专利保护强度;在此基础上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对专利保护强度的影响。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三个假说:(1)经济发展水平与专利保护强度在高位会发生逆转;(2)反映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三个因素中,许可生产给东道国带来的专利保护压力最大,其次为FDI,最后为进口水平;(3)在G-P指数分项指标中,经济发展水平与专利保护强度的高位"倒U"关系主要体现为专利保护覆盖范围,给东道国带来专利保护压力的开放经济因素主要通过促使该国加入某些国际专利组织来实现其对自身的保护。

东道国的专利保护强度如何影响跨国企业的市场进入方式

经济全球化及知识化的纵深发展,使得以专利保护为核心的制度构建日益成为影响跨国企业市场进入决策的重要因素。利用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东道国的专利保护强度对跨国企业市场进入方式(出口、跨国直接投资及许可生产)选择的影响及其差异,得到如下三个主要结论:(1)东道国专利保护水平的提高会增加跨国企业在其境内的经济活动,即增加对东道国的出口、跨国直接投资和许可生产;(2)专利保护对跨国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随着东道国模仿能力的增强而增大;(3)专利保护对跨国企业出口、跨国直接投资和许可生产的影响大小依次递增,且这一递增效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所有权优势、区位布局及内部化三个因素来解释。

面向国家创新体系的专利保护强度影响因素研究

国家创新体系下,专利制度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技术扩散各子系统,适度合理的专利保护强度是实现创新系统之价值创造功能的重要保障。运用综合评价法,测度52个国家2006-2017年的实际专利保护强度,从而探究经济发展、跨国技术扩散与基础科研能力对专利保护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看,经济发展、跨国技术扩散和基础科研能力均与专利保护强度呈正相关关系。分组模型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家受国际贸易地位及国内市场压力影响,往往会适用偏高的专利保护强度;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会推动中高收入国家从专利制度的被动适应过渡到主动运用的新阶段;不仅如此,当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足够高时,专利制度的首要作用将从直接增加社会总福利转向保护和激励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社会资本对专利合作二元关系的影响:吸收能力、保护强度的调节效应

专利合作是社会、技术、制度三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多因素间的交互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整合三方因素,探究不同吸收能力和保护强度下社会资本对专利合作关系的影响效应,并以石墨烯领域为实证对象,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检验理论假设。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专利合作具有直接影响。其中,度中心性、三角结构嵌入正向促进专利合作,结构洞、星型结构嵌入反向抑制专利合作;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结构洞对专利合作的抑制效应;吸收能力和保护强度共同正向调节度中心性对专利合作的促进效应。

专利密集型产业、专利制度与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专利案件数量与专利授权数量构建反映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指标全面刻画我国的专利保护强度,借助模糊优选法从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设计指标筛选专利密集型产业,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中、美专利制度对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提出并验证了如下假说:在经济发展水平临界点两侧,专利制度对专利密集型产业和非专利密集型产业的经济贡献度会发生逆转。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临界点时,专利保护强度降低对非专利密集型产业经济贡献大于其对专利密集型产业的贡献;超过临界点时,专利保护强度提升对专利密集型产业经济贡献大于其对非专利密集型产业的贡献。中美产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结果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临界点后,专利保护强度的提升会提高专利制度对专利密集型产业经济贡献的弹性系数,而对非专利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贡献不显著甚至带来负增长效应,这也说明专利密集型产业不仅是数量密集,更重要的是制度依赖,同时,有必要在我国专利司法保护中探索引入产业政策杠杆。

基于医药产业的专利、贸易政策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

本研究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以高度依赖专利保护的医药产业为例,在分析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对专利、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1)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医药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这种比较优势对医药出口贸易增长影响并不显著;(2)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和出口退税政策是我国医药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中药出口贸易的增加主要依赖出口退税政策的支持;(3)相对原料药而言,专利对成品药的进出口贸易影响更为显著;(4)我国专利保护强度的改善对促进成品药和医疗器械的进口贸易有积极作用,原料药进口贸易的发展主要源于我国人均医疗支出的增加;(5)从三个"五年规划"期间看,我国工业品简单平均适用税率的降低反而带来化学制剂和生物生化制品进口贸易增长率的降低。

世界专利体系中专利客体的演进

专利客体是衡量专利保护强度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世界专利体系来看,专利客体在天然物质、微生物、植物、动物、与人体相关的组织、与抽象思想相关的产品或者技术等领域的演进,都呈现出逐步开放与扩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势不可挡,主要原因在于科技发展对专利客体促进的绝对意义以及国家对于优势科技产业的强势倾斜、降低专利保护门槛等现实做法。这些因素迫使专利客体的理论向着满足现实需求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了专利制度为现实所用的功利主义形象。

专利司法保护强度的量化模型及实证研究

为评估我国专利司法保护的有效性,亟需适用于我国的专利司法保护强度量化模型。首先通过分析专利司法保护对企业专利决策行为的影响,提取关键参数,构建了专利司法保护强度的量化模型,然后基于手工整理的一万四千多件专利侵权案例,得到了我国近十多年的专利司法保护强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我国专利司法保护强度对专利密集型产业和非专利密集型产业利润的影响。结果显示:该模型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出专利司法保护强度的动态演变;我国专利司法保护强度的调整远落后于产业的发展。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优化我国专利司法保护强度的政策建议。

基于EBA方法的R&D投资影响因素稳健性研究——基于中国省际数据分析

从省际层面上对R&D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关注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实现的国际技术转移、专利保护强度、经济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和科学研究人员数量。通过极值边界分析(EBA)方法检验这些因素的稳健性和灵敏度。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和科研人员比例是对R&D强度具有积极影响的稳健决定因素,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实现的外国技术流入和收入增长率对R&D投资无显著影响,专利保护强度对决定R&D投资具有稳健的积极影响。

“弱保护”下的外国在华专利申请驱动因素研究:理论与实证

针对外国在华专利申请持续激增这一现象,基于知识生产函数和专利申请成本,构建了代表性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国家进行跨国专利申请的理论模型,分析跨国专利申请的驱动因素。并运用1990—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主要国家在华申请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作为专利申请目的国,我国的市场规模、专利保护强度、专利申请成本均与外国在华专利申请存在密切关系,现阶段我国市场有效规模的持续增加能够解释约34%的外国在华专利数量增长,是首要驱动因素;我国专利保护强度的提升和第2次专利法的修订也正向促进了外国申请人在华专利申请,但第3次专利修订则表现为负向影响关系;专利申请费用与外国在华专利申请数量显著负相关,申请费每增加1%,外国在华申请数量会减少0.53%。

政府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激励效应”会一直存在吗?——基于动态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我国2006—2017年31个省级(除港、澳、台)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政府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以其在专利保护强度异质性条件下的动态变化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异质性的双重门限效应。具体来说,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过低或过高时,都会出现“策略性”创新行为,只有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才有助于发挥政府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激励效应”;且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知识产权保护中强度区间范围内。最后基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从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助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专利司法保护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倒U型关系——测度与事实

以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一审专利民事案件、专利行政案件数量与当期实用、外观专利授权量及滞后一期的发明授权量总和之比测度我国专利司法保护强度变化,与现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入世后,我国专利司法保护强度逐年下降,2010年开始进入稳步增长阶段。中美出口价值指数的实证结果肯定了这一测算方法的合理性,专利保护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这与美国经济学家Maskus(2000)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从产业层面数据看,专利保护强度与产业利润率之间同样存在倒U型关系,而且在2009年我国人均gdp到达临界点之前,相对非专利密集型产业而言,专利保护强度变化对专利密集型产业利润率提升更为显著,这也说明了加强专利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