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授权率、经济绩效与技术创新——关于专利契约论的实证检验

分析了发明专利授权率对技术创新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利用协整分析发现专利授权率与经济绩效存在长期正向关系,但与技术创新没有长期关系。经济绩效与专利授权率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仅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同时,经济绩效和技术创新与专利授权率之间都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随着专利授权率的提高,经济绩效和技术创新能力都会先增加,但在授权率超过临界点之后开始下降。

专利契约论

专利契约论将专利视为发明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交换的契约。早期的专利契约论将新颖性视为专利契约的对价,成熟的专利契约论将说明书充分公开视为专利契约的对价。在专利契约论看来,专利权人的义务不是实施而是公开,专利权的本质不是实施垄断权而是排他权。我国专利实践中存在着专利审查者被申请人"俘获"、对专利申请的非正常激励、对专利实施率低的误读、对专利侵权纠纷的过度司法调解等问题和做法不符合专利契约论的精神,亟待纠正。

专利契约论及其在专利制度中的实施机制

专利契约论是专利制度正当性的基石和专利制度建构的根据。伴随着专利说明书制度的发展,专利契约论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实践到自觉应用的历史嬗变过程。专利契约论导源于政治哲学上的社会契约理论和私法上的民事契约理论,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专利契约论深刻地体现了知识产权法上的利益平衡机理。专利法上的说明书制度、充分公开制度、实用性要件制度以及权利要求制度等具体制度,是专利契约论在专利制度中的具体实施机制。

基于道德风险的高校专利许可契约研究

研究什么样的专利许可契约有利于促进高校专利实施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本文应用委托-代理理论,从专利许可的角度构建了基于发明者和专利受让方道德风险的高校专利转化的博弈模型,通过对均衡结果的求解,揭示正是道德风险导致了高校专利转化低效的可能性;从激励的角度对最优许可契约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约束发明者与受让方道德风险行为、进而促进专利实施的政策建议。

专利的制度契约理论与通用公众许可制度契约的初步探讨

在20世纪日本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中,日本行政法学领域否定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公法私法二元论,形成了"民事法为一般法,行政法为特别法"的新行政法学思想,由此产生大量的行政契约类型。文章将制度契约理论引入专利制度,重新以三元主体的方式演绎传统二元主体下的专利契约论,以弱化专利制度中的公法要素。进而将制度契约理论与计算机软件开发领域的GPL通用公共许可协议的知识产权思想加以融合,尝试设计一种更富契约精神的新工业产权制度,以适应未来科学研究方式的变化趋势,并对这种新工业产权制度进行初步的探讨。

论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之完善

作为对发明专利的补充,实用新型专利因其成本小、价值大、易授权等优点而广受大众青睐,已然成为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然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过量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极易造成创新力度不足、垃圾专利频现以及滥用权利救济等多种弊端,严重扰乱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因此,须从专利契约论的视角对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予以重新考量,进一步加强实用新型专利的审查及侵权惩处力度,并注重对公众利益的保护,从而重新激发实用新型专利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效用。

“诚实信用原则”引入专利驳回和无效理由的法律构造--兼评专利法第四次修正案(草案)第二十条

《专利法第四次修正案(草案)》新增第二十条中引入了诚实信用原则,但缺乏具体化的适用路径。基于专利契约理论,将专利权视为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契约,从而将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视为违反先契约义务的行为,专利权人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将专利申请的驳回和专利权的无效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形式,从而实现诚实信用原则在《修正案(草案)》中的具体化适用。本文认为,应考察美国不正当行为原则和日本关于冒认专利的法律规定,并结合我国《商标法》的立法实践,通过设置衔接条款,来限定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的具体情形,实现《专利法实施细则》对衔接条款的援引。

《专利法》的弊端及其应对之道

我国的专利制度自建立以来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弊端,造成资源浪费、打击公众对专利制度的信心、专利权被滥用形成垄断、劣币驱逐良币等不良后果,本文认为:当前种种弊端实际上是专利契约失衡导致的一种囚徒困境,只有回到双方权利义务均衡的前提下,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实行差别性保护、采用强化实用新型专利评价制度、规制滥诉保护公众利益等办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弊端,使专利制度更好地起到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作用。

从专利社会契约论角度重新审视专利制度——评彼得·达沃豪斯《知识的全球化管理》

彼得·达沃豪斯的《知识的全球化管理》以对45个国家(地区)专利局的实地访察为基础,揭示了专利局的运行、特点以及世界各专利局全球整合的过程和实质。他以专利社会契约论作为理论框架,对现行专利制度的全球整合提出质疑。其核心观点是目前由欧美日专利局主导的全球专利管理体系已经致使许多国家的专利局沦为为跨国公司服务的机构,专利局违背了其在专利社会契约下的义务。对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贯彻执行专利社会契约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