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权限制——兼评最高法院就实施标准中专利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问题的函

专利技术进入技术标准已成为必然。在技术标准制定和实施中如何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以及如何保证技术标准的公益性、协调性和兼容性成为突出的矛盾,其中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对技术标准中的专利权进行限制。从专利进入技术标准的动因可以考察对专利权限制的必然性,而从现有标准化组织的专利政策以及相关司法判例可以进一步分析专利权限制的合理性。

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微探

专利法律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它在对专利权人进行激励并保障其权利的同时,也应当确保专利权人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基本平衡与协调。因此,我国的专利法律制度在规定保护专利权人利益的同时,也规定了相应的专利权限制制度。但是,我国现行专利权限制制度还存在诸如对先用权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尚未确立国际穷竭原则以及强制许可制度的可适用性不强等不足之处,影响了其应有功能之发挥。对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使其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实效,以彰显其制度价值。

香港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对内地相关立法的启示——以内地《专利法》的再次修改为视角

香港地区的专利权限制制度深受英国专利法的影响,并且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国际性。香港与内地法律在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专利的强制许可和专利效力限制的其他措施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内地《专利法》再次修改之时应借鉴香港的相关有益做法,在《专利法》中增加专利权效力恢复制度,修正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扩大不授予专利权的对象和改进对专利权进行限制的其他措施等,以完善内地专利法律制度。

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的革新路径——基于比较法的分析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在2008年和2010年相继修订之后,虽然对专利权限制制度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一定的修缮,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通过比较研究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其成功经验,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对于促进专利权人、专利权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之间达成利益平衡,意义十分重大。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专利权限制制度的整体重塑

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井喷和创新方式的转变,使得专利法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由于专利法自身的滞后性和封闭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专利权的意定限制或外部法定限制,但这与利益平衡、法律确定性等原则相悖。所以,专利法所规定的专利权限制制度仍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居权利限制体系的核心地位。同时,对于专利法而言,急需一个可以和外界形成有效互动的渠道,用以解决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开放性与专利权独占性之间的矛盾。专利权限制制度正可以作为这样的渠道,在专利法内部与外部间构筑一个"缓冲区"。该"缓冲区"将在一般性条款的指引下,通过对相关规范的不断完善和修改,动态地维护利益平衡和法律确定性,从而使专利法在此"缓冲区"中实现"奥伏赫变"。

专利权限制与公共利益保护

前不久,美国一家制药集团的研究机构宣布,非典病毒的基因组测序工作已经完成,并已向有关机构申请了专利.这一事件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为取得专利而花费的高昂的研发费用必然要在所生产的药品中得到补偿,然而不菲的药价和供不应求的产量却给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带来了巨大的成本.

基因技术专利权垄断问题思考

当前迅速发展的基因技术在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壁垒限制、国家间不正当竞争等诸多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基因技术专利权限制问题的分析,对保障我国经济安全提出合理化建议,构建基因技术专利限制体系,从而形成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以及核心竞争力。

专利权保护与限制的利益平衡论——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专利权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专利权保护的必要性和专利权保护制度的正当性。从专利权限制的法经济学分析,专利权权利限制的经济理性,在于明晰产权,遵循交易成本最低化的原则,调整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权利配置关系,实现专利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均衡保护,谋求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而专利权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是平衡、协调专利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众使用和传播知识产品的社会利益。

药品专利保护与权利限制

一、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TRIPS协议>规定各缔约方应当给药品以专利权保护,并且保护期限不得少于20年.从鼓励发明创造、激励技术创新出发,给予药品以专利保护很有必要.

TRIPS框架下的中国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制度

专利实施强制许可是专利权限制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专利法和TRIPS协议均有相关规定。虽然我国的强制许可制度与TRIPS基本一致,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中国入世以后,迫切需要在TRIPS的框架下完善我国的强制许可制度,以最大限度的维护中国利益。

专利善意侵权的法理分析与制度完善

市场交易秩序的建立需要法律确保交易标的物权利人的专有利益,也需要法律保障诚实经营者的信赖利益,在交易信息足够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这两重利益并不会发生冲突。但在交易标的物为无形财产——专利的情况下,上述两重利益可能发生冲突,专利善意侵权制度的设计即是为了缓解这种冲突。虽然我国专利法规定了善意侵权制度,但与域外制度相比,我国法律需要在专利善意侵权主体、善意侵权证明标准、善意侵权民事责任承担等方面予以完善,以真正实现专利权人与善意侵权人利益的平衡。

我国“Bolar例外规则”的学理解构与制度重建

我国"Bolar例外规则"规定于《专利法》第69条第(5)项,系为维护公共健康而对医药专利权所作的限制,通过对该条文的解读发现,其在制度构架和价值选择上有重新构建之必要。医药专利牵涉多方主体之利益,需要我们坚持公共利益优位原则,合理区分正当仿制行为与医药专利侵权行为的界限,从仿制行为的主观意图、客观行为和举证责任等方面进行综合权衡和考量。具体而言,可引入"客观衡量标准"基础上的合理注意义务来认定"行政审批目的"与"生产经营目的"的主观意图,同时需对特定环节的仿制行为之法律性质加以明确化,并优化侵权抗辩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从我国移植"Bolar例外规则"的立法初衷来讲,对医药专利权加以必要限制有助于缓解国内公共健康危机,保障公众对药品的可及性。

转基因粮食安全问题的知识产权法思考

转基因粮食技术的迅猛发展,实现了粮食作物的高产稳产,增强了人类抵御天灾的能力。然而,它也威胁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产粮国的粮食安全。文中通过对其专利权限制所带来的危害的论述,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论我国善意使用和销售赔偿免责制度

善意使用和销售赔偿免责制度是专利权限制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专利法第63条第2款对此作了规定,但该制度在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际通行做法,最终完善应是采用无过错原则,取消该制度本身。

Bolar例外规则的源起、移植与创制

Bolar例外规则起源于美国,经过Medtronic案等一系列案例的发展,在适用范围和行为认定等方面都有所扩展。Bolar例外规则与专利链接制度、专利期补偿制度、仿制药简化申请程序制度、首仿药市场独占期制度共同促进美国的医药市场发展,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药品市场,也为新兴药品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样板。Bolar例外规则规定在我国《专利法》69条第1款第5项。若想获得与美国的Bolar例外规则相同的效果,我国应将与Bolar例外规则相配套的专利链接制度、试验数据保护制度、专利补偿期制度移植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在法律规范中明确其适用范围,构建完整的专利挑战制度。

非营利性实施专利条款探究

设置非营利性实施专利条款的初衷旨在鼓励科学研究和发明,给予第三方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和实验为目的使用他人专利产品和技术的行为对抗专利权人专利侵权之诉的抗辩事由。我国现行《专利法》对非营利性实施专利条款的规定尚不完善。作为专利侵权抗辩事由之一,非营利性实施专利条款的司法适用应明确其特征与本质,秉持审慎严谨的适用态度,针对非营利性实施专利行为的正负效应以及法律要素等内容做进一步解析,并建立一套清晰、可操作的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