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利默示许可制度经济学效应

高质量有效的专利制度供给是解决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关键环节。专利默示许可制度的确立可以认为是我国第四次专利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创新性的制度安排,然而,如何合理解决标准中引用专利的质量问题,以及科学合理地避免标准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等现象值得广泛关注。因此,本研究通过运用经济学中供求理论、博弈论等理论,从专利质量、标准质量入手,对该制度产生的短期不良影响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合同关系视角下专利默示许可的类型、构成及适用研究

专利默示许可是基于专利权人的一定行为和诚实信用原则而成立的非明示的专利许可形态。从法律性质上来讲,专利默示许可是一种真正的合同关系。基于许可关系形成方式的不同,专利默示许可可以划分为依附基础合同关系的默示许可和构成独立合同关系的默示许可两种基本类型,其中每种类型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子类。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存在直接的互动关系、存在专利许可使用对价以及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是所有类型专利默示许可的共同构成要素。从司法认定程序来讲,专利默示许可的认定主要是一个法律问题,在侵权诉讼中是一种无需主张的抗辩事由,其存在的要件事实应由使用人承担举证责任。

专利默示许可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专利默示许可的认定是专利默示许可制度的核心问题。伴随我国专利制度的变革与发展,其认定标准应基于我国的司法实践需求和专利法制度,在厘清专利默示许可内涵、外延的基础上予以重新界定:基于产品销售的默示许可的认定,要求相关产品不存在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且相关产品来自专利权人或其被许可人的无限制性条件的销售;基于行为的默示许可的认定,要求专利权人的言语或行为使被控侵权人产生了实施专利的合理信赖,且这一信赖应该被法律保护。

专利默示许可制度研究

专利默示许可是专利许可形式的一种,目前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已逐渐发展为新的抗辩事由,涉及专利默示许可的案件在国内外不断地增多,但我国对此项制度的相关法律近乎空白,出现了适法上的盲区。专利默示许可制度建立在禁止反悔原则的基础上,适用于技术标准、零部件销售、方法专利设备等情形。因此,有必要对专利默示许可问题展开研究,更好地完善立法。

我国专利默示许可制度构建

由于现有制度并不能解决司法实务中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在我国进行专利默示许可制度构建势在必行。分析指出,我国应首先完善《民法总则》中与专利默示许可相关的基础性规定,并在《专利法》中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定情形下的专利默示许可进行明文规定。同时,应明确专利默示许可规则的确立与TRIPS协议的基本要求并不冲突。

专利默示许可理论基础的评析与重构

学理界对于专利默示许可理论基础的认识存在显著分歧。理论认识上的不统一导致立法活动裹足不前、司法规则晦暗不明。在普通法上,根据发生原因的不同,专利默示许可的理论基础分别被归结为衡平禁反言、法律禁反言、行为和默许四项。普通法上的理论学说来源于司法实践,具体实用,体系开放,但统一性较弱。大陆法上关于专利默示许可理论基础的学说,主要有意思表示理论、信赖保护理论、利益平衡理论和机会主义理论四种。大陆法上的理论学说主要是一种学理上的总结,理念性强,统一严整,但实用性较弱。我国专利默示许可理论基础的构建,应当兼采两大法系之所长,形成宏观和微观相互配合的双层理论结构,即宏观上以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为价值引领,微观上由合同法和专利法的具体理论协同提供法律技术上的支持。

论基于销售产生的专利默示许可在我国的适用

基于销售产生的专利默示许可是一种比较普遍且重要的专利默示许可类型,在我国适用该侵权抗辩,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专利权人或其被许可人出售的产品是否专用于实施专利。我国基于销售产生的专利默示许可的"专用于"与美国基于销售产生的专利默示许可的"不具有非侵权用途"含义基本相同。文章通过对相关司法文件和案例的分析,为我国基于销售产生的专利默示许可的适用提供参考。

论默示许可原则对标准必要专利的规制

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明确了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披露义务的默示许可责任,由此引发了理论和实务专家的热议。透析其正当性发现,适用默示许可原则规制标准必要专利,不仅能通过与相关标准专利政策的有效衔接规制标准必要专利"劫持",还有助于实现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保障标准的顺畅运行。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规则的顺利实施,需要在厘清默示许可与披露义务、FRAND承诺以及禁令救济关系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规制体系。因此,建议在完善《专利法》修订草案第85条的同时,明确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FRAND承诺及相关许可义务的默示许可责任,并进一步明确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规制下禁令救济的适用条件。

基于侵权抗辩之专利默示许可探究

我国专利法上并无专利默示许可的明确规定,但目前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甚至确认专利默示许可的案件却不断增多。从国内外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来看,基于技术标准、技术推广、产品销售、产品修理、先前使用、原有协议、违约行为、平行进口等情形,都有可能产生专利默示许可的侵权抗辩。不过,只有在专利权人默示形式的行为让被控侵权人产生了允许使用其专利的合理信赖,并且不存在反对许可的限制性条件时,才能适用专利默示许可的规则。由于专利默示许可的具体内容取决于其产生的特定情境,因此,专利默示许可的类型、范围和期限均受其据以产生的条件的制约或限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专利默示许可作为一种侵权抗辩理由,虽然可以免除被控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但不能绝对地排除其给付使用费的合同义务。

合同本质与案例法本色:专利默示许可的历史演进、嬗变规律及其中国化

专利默示许可源于19世纪中叶英美判例法,先后经历了与权利穷竭同源孕育阶段、走上独立发展道路阶段以及适用对象多元化扩展阶段等三个迭代发展阶段。专利默示许可的历史演进呈现清晰的规律性:适用条件上,始终遵循合同关系的进路,以权利人无明确拒绝许可的意思为限;价值目标上,以利益平衡为基本价值取向,如影随形地制约专利权的过度扩张;内容形式上,许可内容遵循个案原则确定,法律渊源始终保持案例法的本色。脱离合同关系的进路及过度追求规则的成文化,是当前我国专利默示许可实践中存在的显著缺陷。我国应当建立以民法上的意思理论和专利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和统领,以指导性案例和先例判决为核心和基础,以统一的上诉审理机制和初审集中管辖机制为程序保障的专利默示许可制度运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