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封建专制君权的发展趋势

对中国政制史研究来说,封建专制君权的发展是一个几乎关系着全部重大问题的课题。本文愿在祝总斌先生《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一文之后,来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予一人”的君权独尊与专制

中国古代君主从自我意识出发 ,自谓“予一人” ,表明自己是唯一的、区别一切人的“孤家寡人”。统治者为了巩固君权 ,实行独裁专制统治 ,通过神化独尊或强化君权 ,使君权与独尊互为前提和手段 ,使其居于“人上人”的独尊位置 。

秦代吏治管窥——以秦简司法、行政文书为中心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代法令,对官吏的管理非常严格,这对于培养官吏奉公守法、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无疑具有促进作用。在专制君权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严格的吏治既可以使励精图治的君主政令得到有效贯彻,也可以使暴政的危害迅速扩大。

刘宋孝武帝朝政治与禁卫军权

宋孝武帝刘骏即位之初 ,任命其故府僚佐担任领军将军及左、右卫将军 ,禁卫长官的安排反映了孝武帝以武力夺权之后为执掌政权而在控制禁卫军权方面所做的努力。除湘东王 (宋明帝 )外 ,孝武帝朝其他五位领军将军都是积极参与刘骏反劭阵营并立下战功的名将。对禁卫长官担任者的个案考察 ,可从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政治状况。柳元景任领军将军长达五年半 ,占孝武帝朝一半时间 ,多年担任孝武帝故府幕僚并在反劭战争中立下显赫战功的柳元景是控制由其军府中兵旧部转化而来的禁卫军的最恰当人选。孝武帝临终遗诏 ,分别将军政大权交与中书监江夏王义恭和尚书令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南兖州刺史沈庆之、领军将军王玄谟 ,其中王玄谟负责禁卫军权。未安排亲王进入顾命大臣班子 。

“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

作为中国古代专制君权有机构成的禁卫军权 ,它既是维护君主专制政体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会成为破坏这一体制的重要因素。“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统治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政治斗争。参与政争的太后及外戚杨骏、惠贾皇后、宗室诸王之间围绕宫殿禁廷的控制权而展开了多次较量 ,对禁卫军权的控制和利用成为斗争中最常见的手段 ,能否有效掌握禁卫军权往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的关系 。

论大一统格局内的文化异端

自西汉以降,中国文化呈现一种儒学独尊的大一统格局。但是,在这种儒学定于一尊的格局之内,中国文化仍然呈现有限度的多元性状态。这不仅表现为儒、道、释、法、墨等三教九流的共存,也表现为儒家文化内容本身的多样和歧异。多元性文化因子一旦背离大一统文化,便成为异端。中国文化史上的异端,以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和明中后期的李贽为代表,尽管他们的思想带有不同时代的深刻烙印,结局却是惊人的相似。对异端文化的产生进行分析,不仅能使我们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论北宋末年的“御笔行事”

(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凡皇帝本人的诗文书画或以其名义发布的命令、告示等,均可被称为“御笔”。但“御笔”一词的出现却较晚。《北史·元勰传》:“帝令勰为露布,辞曰:‘臣闻露布者,

盛世下的呻吟——论杭世骏

杭世骏是在“乾隆盛世”中讲了真话 ,却遭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典型。通过对其生存状态与心态的剖析 ,可以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所谓的“盛世”除了“盛”的一面之外 ,还存在着阴暗的一面。“盛世”君主强化了君权专制 ,垄断了话语权力 ,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仍保有批判现实的勇气 ,敢于直言所谓“盛世”之下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讲真话者不仅被剥夺政治权力 ,连话语权也无法保有 ,既无法为自己申诉 ,又不为世人所理解。其遭遇与处身“乱世”的知识分子相比 ,另有一种尴尬与苦闷。

禁卫军权与南朝政治

禁卫军权是中国古代专制君权的有机构成。南朝改朝换代频繁 ,昏主迭出 ,禁卫军权对政治影响巨大 :担任禁卫长官 (领军将军 )控制禁卫军权 ,从而专断朝政并行篡弑或废立之举 ,是当时朝代更迭的通常形式 ;易代之后 ,新帝以其亲信旧将担任禁卫武官控制禁卫军权 ,是加强专制统治的有效途径 ;昏主依赖其身边近侍禁卫武官为其用命 ,是实行暴政的主要手段 ;而昏主近侍禁卫武官的分化及禁卫军权力量对比的变化 ,是其被废杀的重要原因。禁卫军权与南朝政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