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专商引岸制度改革与寻租

盐，上关国计，下系民生，因而盐政向为政府要政。但在近代，盐政却以乱著称，而乱中之最乱又当属专商引岸制度。专商引岸制度何以积弊至深，而其改革又经年历久 ?本文试引入寻租经济学提供的寻租分析思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寻租视角，对民国初期专商引岸制度改革作一典型剖析，探寻其中原由，以求有鉴于今。

民国政府废除长芦专商引岸制述论

从1913年到1946年,长芦盐区经历了民国政府自上而下发起的四次废除专商引岸制风潮。前三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在于长芦盐商及专商引岸制日久根深,渗透到长芦尤其是天津的政治经济肌体内部,且与政府中的保守势力联系密切。作为改革推行者的中央政府动摇反复,亦是改革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到1946年,废除专商引岸制已经成为全国大势,专商引岸制存在的客观条件已不具备,改革最终顺利完成。

从“专商引岸”到“一例通销”——康熙年间衡永宝三府食盐运销制度的变革

湖广淮盐引地一例通销的政策在明末已具雏形,清初正式确立。湖南衡州、永州、宝庆三府在康熙六年(1667)由粤盐区改为淮盐区,严行专商引岸制,但并未立即纳入湖广一例通销的体系,由此产生衡永宝三府与湖南北四府运销制度的差异。其结果是,衡永宝三府在粤盐的侵越之外,受到北面四府淮盐的严重侵越。康熙四十二年,就任偏沅巡抚的赵申乔虽然采取各种措施严缉私盐,但效果并不理想。为解决此问题,康熙四十九年,经过湖广总督郭世隆、偏沅巡抚赵申乔、两淮巡盐御史李煦的联名奏请,朝廷最终同意衡永宝三府进入湖广一例通销的体系。推动这一制度变革的因素包括地方官员的销引考成、民众的消费需求、地方盐商对行盐利润的追求、两淮盐商对市场占有的需要等。

清代四川专商引岸制度下的盐课归丁

盐课归丁是指将原本征于专商的引课摊入地丁征收,使其成为一项田赋附加税,这是传统政府赋税征收方式的重要转变。四川于雍正年间确立专商引岸制度,但自乾隆中后期至光绪年间,为解决缉私、完课等问题,不断有州县在未报户部备案的情况下推行盐课归丁改革。因此,清代四川的盐课归丁一直是在专商引岸制度的外壳下运行并不断推广的。其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归丁州县的食盐督销考成名存实亡,而且一些归丁州县还通过提高盐课摊征比率的方式取得不受户部控制的盐课余银,甚至与未归丁州县、盐道、商人通同作弊,改代废引,形成复杂的互利关系,深刻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运作和财政状况。梳理川省盐课归丁的过程,对于理解传统时期盐政、赋税乃至地方行政等制度的实际运作有着重要意义。

清代乾隆时期长芦盐商借还官帑的演变与引岸权问题

清朝的长芦盐商很大程度上通过借还官帮和朝廷保持紧密的联系。在朝廷与盐商的资金互动中,引岸权成为多方用于博奔并寻求获利的重要媒介,并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不断被修定。在通过借帮可以获得盐利以外的可观收入的情况下,盐商获取引岸权并不在经营盐业而在借此获借官牟利,同时还通过吸收附在引岸权上的欠帮来扩大引窝价,以套借更多官帮。但乾隆中后期朝廷改变了官帮政策,减少现银投入和加强欠帮管理,使得盐商出现资金危机,借帮变成只是账面上的移东补西,盐商债务越滚越大乃至破产抄家。官帮的借还政策影响着盐商的资本和经营策略并直接反映在引岸权上。为借官帮而被不断抬高的引窝价导致了清代中后期盐业实际经营成本的增涨,而一旦官帮这一资金链中断,长芦盐业经济也就陷入危机。

破坏与建设:论张謇盐业改革之道

盐乃国之重器,关系着国计民生。张謇关注盐业改革三十余年,始终遵循“破坏与建设”并行的改革之道:破坏两淮盐业生产之“散”,主张建厂聚煎,统一管理;破坏专商引岸制度,主张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破坏产盐区划,主张因地制宜,盐垦兼营。围场聚制、就场征税、垦进盐退,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张謇对盐业改革的深远考量。仔细审视张謇的盐业改革方案和实践,他的改革从未单纯停留在“破坏”旧有体系,相反,他对于“建设”成效怀有强烈的热情和期待,旨在通过改革实现更加高效和公平的盐业生产和管理体系,从而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论缪秋杰对民初鄂岸盐务的改革

论缪秋杰对民初鄂岸盐务的改革刘经华缨秋杰是民国盐务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他自１９１３年人盐务稽核所，从事盐务工作达３６年，其间曾担任地区和全国盐务机关领导职务，致力于盐政建设和改革，为中国盐务管理近代化作出过贡献。本文重点论述缀秋杰在１９２５年任鄂岸稽核...

从认办到租办:清代盐专卖制度下长芦盐区的引岸经营研究

专商引岸作为清代盐专卖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清初朝廷为维系稳定的财政收入而确立的管理商人行盐的制度。从具体运作看,专商引岸在清代不同时期有着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引岸世袭的观点并不完全成立,这充分反映出清代财政制度是要综合考虑税收和市场等要素并予以调适的。清前期,长芦盐区的引岸经营以盐商认办为主,欠课商人易被参退,参商引岸继续招募殷商接办,但晚清以降则转向采用租办方式来经营引岸。影响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窝价不断叠加和盐商资金链来源问题。盐商接办参商引岸,除缴窝价外,需同时认交附带在引岸上的各种款项。清前期盐商尚能通过借贷内帑维持经营,晚清时期,商力疲乏,尤其是内务府等官帑的收撤,使得招商承办变得不切实际,以更少成本进行引岸经营权转移的租办便成为主要方式,并得到官方认可。

清代两湖市场与四川盐业的盛衰

清代以官督商销为主要特征的食盐专卖,沿袭着前代的专商引岸制,其内容为:签商认引,划界运销,按引征课。划界运销是系结产地与销场的主要之环节,它不但影响着盐商的兴替、盐课的征纳,而且直接制约着盐业的发展。 本来,为了食盐的销售而划分盐销区,应该考虑到各地的产量和销量,以及各地的运输距离与盐价等诸方面的因素,使食盐在运销环节中符合经济原则。

缪秋杰盐政思想初探

缪秋杰是民国盐务界的巨擘。他自1913年入盐务稽核总所,历任秘书、巡视员、扬州稽核分所经理、鄂岸稽核处稽核员、云南稽核分所经理、川南稽核分所经理、淮北稽核分所经理兼两淮盐运使、四川稽核分所经理兼四川盐运使、江南六省盐务特派员、全国盐务总局总办、盐政局长等职,他三十六年的盐务生涯恰与民国盐政相始终。他致力盐务改革,对两淮、四川的盐政颇多建树;主持全国盐政之时,适值抗战方殷之际,“艰难困苦中出任艰巨,于业务推进,如增产济运,供应军糈民食、稳定物价、减轻人民负担,增加税收,充裕国库需要,靡不督率僚属。

论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食盐运销政策

盐业引岸专商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争由来已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曾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却最终没能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其改革因循守旧,片面追求财政收入,与引岸专商沆瀣一气,致使食盐运销制度的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对后来的抗日战争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利益博弈:20世纪30年代中国精盐行销问题

1931年5月30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新《盐法》,第一条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能垄断”,①即废除盐业领域中千百年来一直实行的专商引岸制度。②精盐产业似乎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