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专家治国”理论研究

“专家治国”理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学者从政”运动的思想根基,其形成离不开对西方“技术统治论”、“民主精英主义理论”及“行政学”等学说的借鉴。有“专家政治”特点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被看作是对美国智囊团政治吸收改造的产物。在“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下,抗战时期付诸实践的“学者从政”运动产生了与国民党政府政治系统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在抗战后期归于沉寂。

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和学术失范

学术失范乃至腐败已成为学术界以至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的传播,造成了学术的单一化、狭窄化、形式化以及学术管理中的非人本化倾向和部分知识分子特权,成为我国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学术研究应超越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研究框架,知识分子既应当成为专家又应当坚持特有的人文价值理性和批判精神。

20世纪20年代苏联“专家治国运动”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专家治国运动"在苏联的兴起主要缘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而在当时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只能是来自旧政权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新经济政策"为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地位提供了可能。帕尔钦斯基和恩格迈尔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为了能让工程师在国家恢复和建设中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最终在苏联实现专家治国的目标殚精竭虑。"专家治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局对技术专家的不信任,一系列冤假错案不仅导致国家建设人才匮乏,也使苏联工业化走了不少弯路。如何客观认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苏联"专家治国运动"的兴衰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论科学管理中的专家治国论

丹尼尔·贝尔认为泰罗是将科技治国论方式用于实际的工业实践方面也许最重要的人物。这一论断在科学管理中得到了确证。从主张以工程师为管理的主体到强调科学在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从通过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的分离以实现管理层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从指认科学管理的实质是劳资双方之间一场心理革命以实现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作,所有这些与专家治国论的主张都是契合的。

西方专家治国论合法性的历史演变及其困境

专家治国论是西方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它主张技术专家全面管理社会。它的合法性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培根把科学家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圣西门认为科学家代表实业社会的理性原则;现代工业社会论认为技术专家的权力源于生产领域技术的要求。当代技术统治论已经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之中。

后工业社会中到底由谁掌权?——浅析丹尼尔·贝尔的“专家治国论”

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 ,提出资本主义后期金钱资本权力下降而知识文化资本上升 ,提出“专家治国论”,统治阶级不是金融资本家而是各行业专家。本文认为无论社会分层如何变化 ,只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性质不变 ,资产阶级政治家掌权的性质就不会改变。

《洪范》——专家治国的教科书

本文认为 ,夏商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专家治国时代。专家时代的产生是由于先民对自然的无知而造成的生存艰难 ,所以专家政治的要义在于如何带领人们认识自然 ,向自然学习 ,以取得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洪范》就是专家时代治国方略的大纲和总结 。

东盟国家的专家治国论者和政治

根据这些国家的经验,独裁主义和部长级专家治国论者的优势看来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这种概括的说法还需要推敲琢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人们会说哪里政治竞争的程度激烈(象马来西亚政治竞争,特别是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内部的那种政治竞争),那里具有专家治国论者的技能的高级部长们就往往需要获得政治上的技能和政治力量的基础,这样他们就更希望取得“政治专家治国论者”的资格,而不仅仅是专家治国论者的称号。 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独裁政府中,专家治国论者的主要特征是显示不出政治能力和缺乏政治基地。他们所起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政权的独裁性质以及政府对非政治化政策的追求,而且也取决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这种政策不在于动员任何基层组织给予支持。这两个国家没有哪一个试图使一个政党一成不变,“从业集团”(Golkar)和“新社会运动”仅仅在选举中才又活跃起来。这两个组织没有哪一个重要到足以产生新的政治领袖,仍然缺少人为地产生政治领袖的力量。如果这些党是一成不变的,而政治领袖又是来自于这些党,他们与专家治国论者的关系就会得到解决。在目前形式下,为保证政权本身有秩序和有效的继承性,大党出现了,或者相反成立了小党,这样,专家治国论者现实作用的大小就不仅来自于政权的权威性,而?

民国时期专家治国的理念研究

民初,随着封建帝制的推翻,传统价值体系也遭到破坏。科学技术被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当时受到追捧,逐步攻占旧体系被打破之后的空白。由此,人们也对新兴的专家群体赋予了许多特殊期待,"专家治国"作为一种思路在民国脱颖而出。与同时期的西方专家治国理念不同,国内的专家治国方案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专家治国:技术专家抑或知识分子?

关于专家治国论的专家主体,学界有三种不同理解:一是认为专家仅指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二是认为除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外,还包括社会科学专家,特别是经济、管理专家;三是把专家等同一般知识分子。治国专家从科学家、技术专家扩展到社会科学专家乃至人文知识分子是唯科学主义不断扩张、工具理性不断渗透和社会技术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结果。

专家治国批判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批判了把科学技术当作解决一切技术、社会问题的思维习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提倡所谓"专家治国论"。笔者在哈耶克思想的基础上,对"专家治国"进行分析,探讨"专家治国"、盲目崇拜技术的危害,以期对专家治国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批判专家治国论,坚守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底线。

置疑专家治国——兼与党国英先生商榷

党国英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在从事经济学研究之余,写有大量经济随笔、小品,可谓字字玑珠,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但他《成就专家治国》一文中有些观点我不敢苟同。文章认为,全世界都流行专家治国。目前,中国的治国主体已经是专家队伍。他似乎特别欣赏专家治国,甚至认为:"工程专家的科学专家素养会让他扪摈弃曾经浪漫主义的想当然的行为方式,治国可以看作一项工程,会讲规律,讲协调,讲效果;如果错了,他们还会改正,就像修改设计图纸一样"。

新专家治国论

不久前,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阿特拉斯医生关于疫情之下要多在节日群聚、看望祖父母的呼吁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也将技术专家该如何接受政治领导、配合行政官员及参与治理的问题又一次放大。在此意义上,Anders Esmark的The New Technocracy一书恰是新时代对于经典议题的总结与反思。

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专家治国”思想

民国时期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精英将西方的"专家治国"思想引入国内,试图用专家从政的办法改良政治。"专家治国"思想虽有其合理性,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危机。

技术专家治国时代的人类困境

当今是技术专家治国的时代，“技术至上”将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在为人类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的同时，技术往往又会僭越而成为人类的主人。为此，许多作家或思想家都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担心。并设想出未来的技术世界的暗淡前景——恶托邦。恶托邦（dystopia）指代乌托邦的反面，即一个想象中的由于掠夺、压迫和恐怖造成人类生活条件极差的世界。

出山要比在山清?——现代中国的“学者从政”与“专家治国”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中国学者普遍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大量名流"出山",投身政治实践并卷入高层政争。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学者从政改善了当时的人才流动机制,改变了当时的学术生态,也改变了国民党政府的权力格局,然而并未根本改善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更无法扭转国运、改变大势。对许多学者个人来说,反而因此影响了学术生产,甚至下场不佳;于公于私,均可谓得不偿失。因此,该热潮的实效不宜片面高估。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深度扞格或本质性差异。这也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难题。

论信息时代的专家治国

专家治国论源远流长。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各种国家都出现了专家治国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发达国家向信息社会的逐步转型,以贝尔为代表的信息时代专家治国论兴起。他们认为,知识是信息社会的中轴,专家是未来社会的领导阶级。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的日益重要,政府职能的扩张和技术民主思潮,都是专家治国的时代背景。在历史上,专家治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现代专家治国在民主的合法性、管理的有效性和价值的倾向性方面都受到质疑。专家治国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维护既有制度。信息时代是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应当以扩展民主为基础,对专家治国进行制约和矫正。

对西方“专家治国”理论的一点思考

专家治国理论是西方行政学理论中有关“专业人员”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现代政府的运作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参与。本文通过简要回顾这一理论的产生、发展历程,揭示了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同时也阐述了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是如何对这一理论进行借鉴与吸收的。

选举代表制、专家治国与后资本文明:哈贝马斯的历史政治学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选举代表制与政治意志形成过程分离的困境,卢曼的政治社会学诉诸一种功能主义的诊断策略与专家治国的救治药方;哈贝马斯的历史政治学则把卢曼式的系统论批判地整合进一种结构一功能的历史分析视野当中,藉由这一视野,我们才能在反思社会组织原则所能容纳的文明建构潜力的基础上,诊断发达国家的危机症候,预断未来社会分化与聚合的整体方向。

知识分子、专家治国论与民主

本文涉及的是许多读者、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我国政治体制发展和改革应该探讨的重要问题。我们刊登了顾昕同志的文章,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