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背景下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管辖权

专属经济区管辖权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确立的重要权力,是沿海国管辖权在海上的延伸。我国海事管理机构作为海上重要执法力量,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构架下,对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执法存在界限不清、权力不明、执法薄弱等问题,不利于海事巡航价值的体现和对专属经济区权益的维护。要推进海洋基本法等立法工作,加强执法实践和国际合作,不断破解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问题,维护我国海上权益。

应当赋予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打击海盗的管辖权——以修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视角

海盗问题一直是困扰航海安全和危害国际贸易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全球海盗犯罪愈演愈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盗犯罪的管辖权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从而放纵了海盗,造成了较大的危害性。这一状况的产生是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时间较早,以及过多承袭了1958年《公海公约》的规定等诸多原因造成的。赋予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打击海盗的管辖权,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符合对海盗行使现代普遍管辖权,符合专属经济区的特殊法律地位和打击全球海盗犯罪的客观需要。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几个决议也为此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在赋予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打击海盗管辖权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好赋予他国在沿海国打击海盗的管辖权与尊重沿海国的国家主权等几个相关的问题。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海洋科学研究争端解决机制

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海洋科学研究争端因掺入了沿海国管辖权的因素而十分特殊,其解决机制也与其他海洋争端有所不同。在《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框架下,上述争端的解决机制主要包含强制调解程序、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详细梳理这几种争端解决程序应用于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的海洋科学研究争端的情形与特点,会发现这一看似具有强制性的争端机制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强制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和大陆架上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管控。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研究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对平衡沿海国和其他国家海洋权利、实现海洋的充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适当顾及义务的内涵模糊,其基本要求和履行形式并不明确。实践中,沿海国基于污染防控对航行自由的限制程度不同,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实施军事活动是否违反适当顾及义务存在争议,不同国家对适当顾及义务履行形式的规定也不一致。适当顾及义务的理论共识和实践规律表明,遵守国际法和沿海国法律、不得危害沿海国和平与安全、尊重沿海国为行使专属经济区权利而采取的管理措施是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基本要求。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适当顾及义务的履行可细化为分析航行涉及的沿海国权益、判断航行是否影响沿海国权益、事先与沿海国沟通协商、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避免侵害沿海国合法权益等步骤。

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解决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国际法问题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意见程序中,小岛屿国家希望通过国际海洋法中海洋环境保护规则的解释和发展推动其他国家承担更多具体的气候变化减排义务。其焦点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项下海洋环境保护义务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为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义务提供具体履行评价标准。《公约》第192条规定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一般性义务,并可以通过与其他国际法义务的系统解释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义务及其履行标准提供参考。但是,《公约》第192条的解释和适用必须考虑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特殊性,必须以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所设定的义务为限度,考虑国家各自的能力和发展需求,促进《公约》与全球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协同治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到案制度下的“查明义务”

不到案制度旨在实现到案国与不到案国诉讼地位的平等,法庭通过履行查明义务实现对不到案国的保护。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在确立管辖权以及其他程序性规则上存在特殊性,法庭需要结合实践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的条款,才能厘清查明义务的内涵。判断法庭是否充分履行了查明义务,不仅需要从形式上考察法庭履行查明义务的方式,还需就法庭对有关证据的适用和相关条款的说理进行实质性分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强制调解的适用问题研究

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一项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政治方法,强制调解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兼具政治和法律方法属性的强制调解在解决海洋争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充分尊重当事国主权与意愿的前提下,通过规范化程序的运作,为争端解决提供有效建议。在使用强制调解解决海洋争端的过程中,明确可适用及应排除的争端范围、确保调解委员会应有的职权以及提升调解报告影响力,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强制调解的效能,从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现海洋和平安宁。在其他争端解决方法成效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强制调解可以为海洋争端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条款评析

为专属经济区所创设的制度也许是整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最复杂的部分,实践中的争议也很大。对专属经济区条款的成就和局限性予以评析,有助于理解争议条款含义、国际法体系以及海洋法可能的发展趋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规定了专属经济区,宣告了新海域的确立,规定了许多创新性概念,取得了专属经济区内诸国竞争性利益的相对平衡,是国际海洋法的一个新发展。其主要成就在于:维护了缔约国在专属经济区中的海洋权益和国际和平;确立了专属经济区争端解决机制;是对之前国际海洋法相关条约的继承和发展;确立了专属经济区的重要法律框架;增强了国际法的初步体系;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坚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保护海洋环境;增加了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内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其局限性主要包括:专属经济区条款存在模糊性和漏洞;专属经济区法制的框架性减损了其可实施性;修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条款的门槛高。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发展趋势是:国际裁决机构的案例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澄清某些争议条款的含义;其强制性将会随着国际社会的法制化进程而得以强化;专属经济区条款将逐步走向“绿色”海洋法。

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的认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效控制条款解释及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条款中“有效控制”的规定语意模糊,国际海底管理局秉持监管控制解释思路,致开发资格标准过于宽松,纵容了“借壳开发”行为。单一监管控制标准混淆国籍与有效控制概念,强化发达国家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支配地位,严重违背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有效控制条款解释与适用,应借鉴国际法中对资源的实际管控能力与国内法中对经营管理施加影响的经验,引入经济控制要素,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综合运用条约解释方法。构成要件可参考领土主权中的有效控制,分为排他行使控制权意愿的主观要件与存在监管控制和经济控制的实际联系的客观要件。后者判定应采取实质性审查立场,以监管控制为原则,经济控制为例外。其中,经济控制以实际控制人、利润分配流向及申请主体中主要经营管理机构及人事控制机构成员所在国逐步判断。中国正处于深海立法的探索阶段,应充分利用法律解释工具,为深海治理议题贡献中国智慧。

专属经济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原文转载)

1982年12月10日,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城诞生了.在公约上签字的有119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叙代表中国政府在公约上签了字.新公约是在去年4月的一期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它与1958年联合国拟订的四个海洋法公约相比,有了很大进步,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海洋霸权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但新公约仍有某些不足之处,有待今后继续完善.新的海洋法公约内容广泛,包括国际海底的勘探和开发制度,12海里领海宽度,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界限,海洋环境保护,国际海峡自由通航等等,共17部分320条和9个附件.专属经济区部分是世界海洋渔业的重要法律和规章,也是新公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将原文分期转载,供参考.

专属经济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续一)

第六十条 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1．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应有专属权利建造并授权和管理建造、操作和使用。

专属经济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续四）

3．当一个沿海国的捕捞能力接近能够捕捞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捕量的全部时，该沿海国与其他有关国家应在双边、分区域或区域的基础上，合作制订公平安排，在适当情形下并按照有关各方都满意的条款，容许同一分区域或区域的发展中内陆国参与开发该分区域或区域的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在实施本规定时，还应考虑到第2款所提到的因素。

专属经济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续二)

3．沿海国在根据本条准许其他国家进入其专属经济区时，应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除其他外，包括：该区域的生物资源对有关沿海国的经济和其他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第六十九和第七十条的规定，该分区域或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捕捞一部分剩余量的要求，以及尽量减轻其国民惯常在专属经济区捕鱼或曾对研究和测定群种做过大量工作的国家经济失调现象的需要。

专属经济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续五)

2．上述规定不排除有关国家为了便利行使第六十九和第七十条所规定的权利，从第三国或国际组织取得技术或财政援助，但以不发生第1款所指的效果为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军事活动认定过程中“相关因素” 标准的考量、修正与中国应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允许缔约国对包括军事活动在内的争端事由作出声明,以排除该公约争端解决机构的强制管辖。但该公约本身并没有为军事活动提供定义,从新近国际海洋法法庭和附件七仲裁庭的司法实践看,二者倾向于综合考虑案件的“相关因素”对军事活动进行认定。然而实践中“相关因素”这一标准为军事活动的认定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导致军事活动例外规则被束之高阁。因此,需结合条约解释规则对军事活动之原有意涵进行探寻,对“相关因素”标准进行修正:重视“争端主体”因素、重拾“争端背景”因素、增加“争端区域”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军事活动认定模式。中国未来若因军事活动争端涉诉且选择应诉,也应结合“相关因素”标准的特点展开论述,争取适用军事活动例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发展与界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海洋宪章”,构成规制所有海洋活动的法律框架。在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通过演化解释等方式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款适用于该条约缔约时未出现的新问题,甚至将条约条款进行明显不同于文义的新解释,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裁判实践的一种趋势。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具有其必然性,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能解决所有海洋问题,该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因此,如何确定该公约解释和适用的“界限”尤为重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下仲裁实证研究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的争端解决机制中,附件七下的仲裁属于法律争端解决方法,程序的启动和裁决的执行均具有强制拘束力。该程序在适用中出现了排除适用范围不明、效率和公正较难平衡、仲裁裁决执行力弱的问题。从尊重主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出发,附件七下仲裁的排除适用范围不仅应包括海域划界争端、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争端以及必然涉及审议与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争端,还应包括与这些争端密切联系的争端。附件七下的仲裁启动后,应实现程序便捷高效和裁决公正合理之间的平衡:强化与划界或历史性所有权密切联系的争端中当事方合意的必要性,并侧重实现裁决公正。对涉及渔业资源、扣押船舶及船员等亟待解决的争端,则应侧重案件审结的效率。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除完善相应的执行机制外,还可以加强与其他争端解决机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合作,以及引入国家责任理论中的反措施及相关规定。

论专属经济区海洋科学研究制度的新发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洋科学研究制度的规定较模糊。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增强与美国海军霸权地位的逐渐消退,沿海国出于海洋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专属性开发、安全因素等的考虑而扩张对海洋科学研究的管辖权。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嗣后的国家实践可为条约解释提供依据,甚至可能构成对条约的修订。这一实践可为我国完善专属经济区海洋科学研究制度提供借鉴,即细化军事测量立法、明确海警检查程序、通过加强海洋环境立法间接规制海洋科学研究活动。

印度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诉求、路径与挑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生效以来,对维护全球海洋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海洋宪章”。印度为了在国际制度框架内追求海洋权益和利益的最大化,在加入和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其来主张诉求、维护海洋权益。印度通过出台海洋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海洋事务管理体系,推出和更新海洋战略和海洋学说等一系列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印度在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立法滞后、管理混乱和执行受阻等方面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迈向世界性海洋强国的道路上,印度必将更加重视并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实现和保障其区域和全球的海洋权益和利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一般国际法”的界定与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将其未予规定的事项诉诸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一般国际法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未得到充分重视,各国也较少直接将其作为海洋确权的法律依据,导致中国以此构建海洋权利主张存在难度。对一般国际法的界定可将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作为重要参考,将其归纳为包含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国际与国内法普遍适用的规则,以及法律效力位阶更高的强行法,在国际条约、法院规约、司法实践及海洋领域广泛运用。一般国际法实质有效且有法律约束力,对于规则与权利的确认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可运用一般国际法构建海洋权利主张,从诚实信用、有约必守、禁止反言等一般法律原则角度构建南海历史性权利,以正在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为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提供法律依据,满足国家海洋维权的现实需求,促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适用与海洋法新发展。